神仙般飘逸的李泌，司马光为何对他评价不高？ | 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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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泌，我的最早印象是他对唐肃宗说的“五不可留”，即“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李泌懂得见好就收。倘若迷恋这五个“太”而不知“收”，事情就会悄悄发生变化。周围的环境会变，信任会变成猜疑，拥戴会变成妒忌；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功能使人变骄，权会使人变蛮，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以至像李斯那样，想当平民百姓而不得。

读《资治通鉴·唐纪》，方知李泌并不像张良那么洒脱。离开唐肃宗只为建宁王李倓的冤案，估计张良娣还会对广平王李俶下手，离去之前特以《黄台瓜辞》暗示李亨不要再作“摘瓜”之事。虽然当时也有从此不想再在帝王身边的念头，但日后无论是唐代宗即位还是唐德宗即位，他都奉诏而往，尽力辅佐，鞠躬尽瘁。李泌为相，有名有实的只在他去世前的两年。他与唐德宗约法三章，唐德宗要李泌“慎勿报仇”，李泌要唐德宗“勿害功臣”，特别点明勿因李晟、马燧功大而忌之。仅是这一点就不同凡响。那时不少藩镇的兵变，往往就由君臣相疑引发，吐蕃也正在做着离间唐德宗与李晟、马燧关系之事。故连唐德宗亦称此乃“社稷之计”。当然，李泌为相其实不只这两年，恰如唐德宗对他所说的那样：“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德宗说的是“肃宗、代宗之任卿”，当然知道他自己正式任命李泌为“平章事”之前的那些年，李泌做的何尝不是“真相”之事。革除长年积累的弊政，改变周边关系的格局，支持唐德宗恢复府兵制，奏请解决藩镇州县官吏违规聚敛的问题，单枪匹马地去陕州化解兵患，如此等等，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的宰相，或许只有陆贽一人尚能与李泌比肩。

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李泌的评价似乎不高。

唐德宗曾对李泌叫苦，说“每岁诸道贡献”之款，已由五十万缗下降到三十万缗。还说他也知道说这些话很不得体，但实在不够应对“宫中用度”。李泌对他说“古者天子不私求财”，“宫中用度”可由我宰相调拨“岁贡”百万缗，有特殊用途还可“降敕折税”，却千万不要再接受甚至索取“诸道贡献”。这个意见唐德宗是“从之”的，却又言而无信，依然有所“宣索”，甚至敕令诸道“勿令宰相知”。得知此事，李泌“惆怅而不敢言”。司马光却将这笔账挂在李泌身上，认为李泌调拨的那笔岁贡，是“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继而又将此事上升为李泌“相之者非其道”。窃以为如此评价李泌有欠公道。宰相调拨或“降敕折税”多少都有一个准数，而且都是明的，接受甚至索取“诸道贡献”却是无底洞，且在暗中进行，属于“暗箱操作”，很容易使奸吏上下其手，“因缘诛剥”。司马光既知“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作为宰相的李泌还能断绝“宫中用度”？像李泌那样向唐德宗提出“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怎能把唐德宗的言而无信归咎于他？

司马光非议李泌的还有一条，是李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但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除了李泌归隐，李泌奉道，李泌曾居蓬莱书院，我并未发现李泌“好谈神仙诡诞”的例证，恰恰相反，李泌不言“神仙诡诞”的倒有两例。

其一，当时咸阳有人上言，说他看到秦代名将白起了，还说白起请陛下准他“捍御西陲”，此所谓“活见鬼”，但因为刚好碰上吐蕃兵被边将打退，唐德宗就以为真是白起显灵了，竟“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犯颜直谏：“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打退吐蕃，功归白起，令边将齿寒心冷；京城立庙祭祀白起，使巫风“流闻四方”。他明明白白摆出来的是“好谈神仙诡诞”的这两大恶果。

其二，李泌以“建中之乱”说奸相卢杞的危害，唐德宗为卢杞辩护：“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唐德宗所说的“术士”，是“好谈神仙诡诞”的，李泌不信这个邪。他知道“建中之乱”非因“天命”而因“人事”，且与唐德宗宠信卢杞直接相关：“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 倘若唐德宗有所警觉，“岂有建中之乱”？故李泌说：“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他还针对纣王的“我生不有命在天”说：“此商之所以亡也！”

唐宪宗时倒是有过一个“好谈神仙诡诞”的“山人”，姓柳名泌。那时平定淮西之乱不久，唐宪宗日渐骄奢，宠信能使他有顺适之快的皇甫镈等小人，并且“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追求长生不老。原鄂岳观察使李道古“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想通过皇甫镈推荐柳泌“自媚于上”,说他“能合长生药”。唐宪宗就命他在兴唐观炼药。这位“山人”不甘寂寞，上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这是伸手向唐宪宗要官的，理由是只有让他主政台州，方才能为唐宪宗弄到长生不老之仙药。于是唐宪宗命柳泌权且代理台州刺史，开创了方士“临民赋政”的先例。但我想，以司马光之睿智，不会将李泌和柳泌混为一谈罢，此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格调、不在一个档次。

说李泌“好谈神仙诡诞”很难立足，说李泌“为世所轻”也不是事实。史上给予李泌以很高评价的不乏其人。唐人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唐人阳城称：“邺侯（即李泌）经邦纬俗之谟，立言垂世之誉，独善兼济之略”。宋人秦观称：“唐室方镇之患，至于百有余年而不能解者，其弊盖始于天宝之际，肃宗不用李泌之谋，先取范阳而已”；范祖禹称：“李泌善处父子兄弟之间，故能以其直诚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谓忠矣。”南宋罗大经还将李泌与伊尹、傅说、姜尚、严陵、诸葛亮并称为“皆为世间做得些事”的出山隐士。菲薄李泌的自然也有，却不可泛称“为世所轻”，最多也只是为若干修史的儒者所轻，司马光即在其中，却免不了有独尊儒术的色彩与门户之见的嫌疑。

李泌神仙般的飘逸，大多表现于淡漠名利，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的宿儒也未必都能做到。从李泌致力于“礼乐刑政”的言行看，他也不刻意排斥儒家学说，谏阻唐德宗为白起立庙赠爵时所引的“国将兴，听于人”，就出自儒家经典。

本文刊于2018年9月1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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