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吴小平糊涂！应该给民营经济吃颗定心丸(2)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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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总结道。

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不一样。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不能只给民营企业番号，不给粮草和弹药

段永基强调，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陈东升表示，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其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陈东升表示，“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他也强调，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陈东升强调，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