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合格接班人吗(3)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着力调查外国传教士“挖眼剜心”以及“迷拐”儿童，到底有无其事。曾国藩查询了数百人，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洋人挖眼刨心的确证。曾国藩发出通告，谁有确凿证据，欢迎前来呈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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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日细查衅端”，曾国藩否定了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称“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因此此案确为中国理亏，应该捉拿凶手，赔偿法方损失。

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骇人听闻，太“崇洋..”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丛积”。曾国藩非常痛苦。他这一段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遭到舆论猛烈攻击的同时，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系谁所施，绝非易事。煽乱之徒或逃或匿，即便是被捕获者，也坚不吐供，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尽管曾国藩“不得已而用刑”，还是只抓获了十余人。

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 ，“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病体不支之时，曾国藩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向朝廷上折，希望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可以武力震慑法方，另一方面还可以做他的助手，期盼在对洋务颇有心得的李鸿章的帮助下了此一段残局。

和上一次剿捻过程中的曾李交替一样，朝廷再一次故伎重演。朝廷先是令李鸿章迅速东进，后又因为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接手天津教案，意味着继通过剿捻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后，他也将在外交舞台上取得“头牌”位置。李鸿章一路上兴奋不已，结果还没有到达河北，李鸿章突然又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这下子，四十八岁的他一下子成了疆臣领袖。

这实在非其梦想所期，机遇对于李鸿章实在是分外垂青。 按理说李鸿章应该更加快马加鞭，赶赴天津。通过以前数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自信他的外交本领在大清无人可及，对处理天津教案早就跃跃欲试。然而八月十二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之后，李鸿章并没有继续向天津进发。他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他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在保定“调养肝疾”。

老于世故深谙为官之道的他其实是不想一下子陷入到天津的混乱局面当中去，因为他深知这一教案既是机会，也是陷阱。老师已经在这个泥潭中滚得一身泥污，他急于跳下去，也很容易溅上一身泥水。

他对老师曾国藩则比较坦率，坦言相告自己拖延的原因是不愿“初政即犯众恶”。也就是说，不愿意一上台就挨骂。

他在八月十四日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乃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

也就是说，缉拿凶手一事是必须做的，但是老百姓们却认为这是捉拿义民，是汉奸行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因此我到了保定很累，要先休息一下。如果一上台就给大家一个不好的印象，以后我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所以老师您就多受受累，先把捉拿凶手的事办好，然后我再去天津，把别的事给您办好。

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好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藉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际，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并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拘获。”要求他缉凶之事办好后才能离开。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朝廷既有严命，李鸿章又拒不来帮忙，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站好最后一班岗，拼出老命啃下这最后一块骨头。在缉凶问题上，曾国藩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只好采取非常手段，凡是群殴中下手的人，不论他殴伤的是何处，均视为正凶；凡本犯拒不录口供，但得二三人指认者，即据以定案，最后分两批奏报惩办名单，共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看到曾国藩已经替他清理好了基础，李鸿章才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自己的接班人做铺路石。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