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与财政部隔空论战，释放什么信号？(2)

查阅2018年预算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线索：“统筹收入、赤字、专项债务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上述表述说明，虽然官方赤字口径未发生变化，但财政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已统筹考虑多种渠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此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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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注资金融机构是虚假的吗？

徐博士文中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论点是，“现有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之前的历次注资，财政并没有真正掏钱。特别国债实际是在央行的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这种说法恐怕让海内外投资者大跌眼镜，甚至产生误解。

事实上，财政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受限的，举债安排的支出与通过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都是掏出真金白银，除了对举债形成的支出往往要增加一些限制之外，资金本身并无区别；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伸缩度极大，由于存在印钞稀释货币的能力，对其“慷慨掏钱”则需要高度警惕。只要中央政府没有穷到打..挂账的地步，质疑中央财政没有真正掏钱，这种说法是很不专业的。

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9800多亿元，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不是一个小数。回过头来看，当时设计出一整套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注资方案，是值得称道的。放到今天来看，财政发债注资商业银行，举债的同时形成收益率较高的资产，同时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资金面紧张，实属十分正常的协同操作。只不过20年前市场主体和手段有限，定向发行国债、降准备金率和被注资的对象都同为四大行而已。

当年财政注资银行，就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重要体现，后来财政对于商业银行股改的支持也是毋庸置疑的。从一直存续的特别国债及付息，到后来银行不良资产转为优质债权，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钱和权益，最后承担者是全体纳税人，岂能转身一笔勾销变成了靠银行自己和央行“帮助”呢？进一步设想，若1998年不采取这个注资方案，解决问题还有几种可能：央行直接“放水”当出资人，财政挤掉大量民生支出用于注资银行，财政以高息举债注资而后用更多的财政收入偿还；如果采取这些做法，最终利益受损的是谁呢？

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受害者吗？

徐博士文中认为，将一些隐性债务划到政府债务之外，一推了之，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将财政风险转嫁金融部门；同时，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处于弱势，由于财税改革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失偏颇。

首先，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地方政府不规范举债的各类形式、各个环节，几乎都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其包装操作之复杂，远超出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水平。在以前地方举债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像发行政府债券一样明面上公平竞争，金融机构在帮助地方政府融资时，自然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既要确保刚性兑付，又要将自身收益最大化。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冲动十分强烈，难说双方究竟孰强孰弱，甚至在预算法修订和地方债清理规范之后，还有金融机构强势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对非政府债务进行担保。

在地方政府债务野蛮生长时期，金融市场产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扭曲了市场定价，挤占了投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对这种扭曲的强力纠正，不可避免给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带来阵痛。地方政府处置存量债务风险，的确应当分类妥善处理，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对划入企业债务、未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应积极稳妥采取措施，加快融资..公司转型，提高经营水平，增强偿债能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也更多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而不是有意赖账不还，等着违约。因为基于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特别是突出防范重大风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辖内任何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无论融资..公司、国有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

真正需要防范的是另一种倾向，就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或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这种做法延续了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尤其是提供保护的潜在手法，同样能给新增隐性债务打开方便之门，刺激金融机构继续“创新”，助长地方违规举债融资。这种现象更为隐蔽，危害更大。

如何向大国财政与大国央行转变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主要是如何从小国赶超视角转向大国主动视角看待问题。

财政方面，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做了很大的努力，很多重大改革举措已经拟定了路线图，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推进改革和规范制度的过程中，用财政资金支付一些成本是合理且必要的，但财政资金绝不是弥补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唐僧肉”，不能认为过去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对地方债务控制后，财政政策不可能积极，所以要增加中央赤字”、“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从表外回归表内，就要财政加大注资力度”，上述政策建议逻辑上显得草率。即使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投向地方政府搞基建和向金融机构注资是不是优先选项，也需要慎重研究。

央行方面，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推进，央行在全球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利率、汇率市场化水平与国内外期望还有不小距离。比现实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理念差距，即决策思路上仍然属于小国央行的特征。

诚然，中国实施货币政策有很多客观困难和约束条件，央行有不少苦衷可以理解。可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内部专业人士主观上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足够重视，在徐博士的此篇文章中多处可见这种思维痕迹。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注意到“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却有些忽略前半句“按照权责匹配、权责对等、权责统一的原则”，还提出“授权人民银行或其他部门来履行出资人职责”。了解上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呆坏账历史的人，可以体会到《指导意见》中这一句原则的来之不易；也知道央行控股商业银行意味着多大的倒退。

总而言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紧密配合，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力度。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财政和央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框架下，各司其职，权责匹配，自己不乱作为，也不要求对方乱作为，这才是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任的做法。

吴晓求：央行尽力了 财政则可以做的更好

来源：新浪财经

7月18日，新浪财经“重塑内生动力—2018上市公司论坛暨金牌董秘盛典”隆重举行，重磅嘉宾、知名经济学家、逾百位上市公司高管董秘齐聚碰撞思想、见证荣耀，同时各位嘉宾将围绕市场热点话题展开热议。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主题演讲《中国资本市场的内生动力》，吴晓求表示，央行也看到了由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了短期的困难，所以采取了降准的政策，试图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我认为这个愿望是很好的，而且我认为央行是尽力了，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今年上半年我们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怎么看，有时候从财政部门来看，当然是好事，因为它的一般性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了10.6%，税收收入增加了14.4%，上半年我们GDP的增长是6.8%，这两个比例一看就知道，实际上给我带来了忧虑，我倒不见得是非常地高兴，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税收收入有所下降，让企业渡过难关，我认为可能会更好。

演讲全文：

按道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常识性的问题到了我们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我们由高速增长变成了中速增长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来说对我们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在实体经济、汇市、股市、债市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如何去应对我们整个的实体经济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看看它们之间如何协调。

首先是它们的着力点在哪里，它们考虑什么问题，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协调。历史上看，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自认为也是公正的，虽然我是研究金融的，但是也并不必然就一定是站在央行这一边的。坦率地讲，中国经济40年来当然各方面的努力都非常重要，但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说，我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巨大。它的确起到了宏观经济协调的作用。它承担了中国经济的的周期性调节的作用。应该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我是给相对高的评价在很多关键的时候，应该说都需要了它的职责，无论是在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口号永远是稳健中性，实际上它并不是稳健中性而是扩展性的，很多年我们M2的增长都是GDP增长超过至少5、6个百分点的年份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的M2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超过5、6个百分点，你还说它是一个稳健中性的，这个我不太相信，这也不符合稳健中性的定义。它显然是扩展性的货币政策。

它还是为了当时中国经济能走出低迷，持续稳定的发展。当然后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后果就是中国的M2巨大，现在超过了180万亿，大概和GDP相比较已经超过了1：2了，在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比重是最高的。后果是M2的规模非常大。它的成就就是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40年的相对高速的增长。

我们再看看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收入是大幅度地增加，当然这个增长也是我们实现国家复兴的重要的保障。因为中国的国家很大，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它的财政支出的面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但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真的有时候没有起到调节的职能，财政政策不是税收收入政策，也不是如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以很快的速度增长的政策。并不一定是你的财政增长和税收增长就一定要超过GDP的增长，我看不见得，因为财政政策非常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还是面对实体经济，要保持一个调节的职能，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政策都是逆周期的，这是我们宏观经济调节的基本的原则，如果没有逆周期的思想，我认为很难做好宏观经济的平衡协调作用。

什么叫逆周期呢？逆周期也包括了货币政策，同样是适用的。当经济低迷的时候，实际上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应该是扩大支出的，要推动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并不一定是以收入的增长为前提，如果那个时候你的收入也是增长的，甚至比GDP还要增长更快，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以为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解成是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的增长，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是要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迷，要熨平经济周期的影响。显而易见，当经济处在相对低迷的时候，第一步考虑的一定是减税，要给实体经济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生存空间，要让它生存下去。所以减税变得非常地重要。同时也还要扩大支出，就是说市值可以适当地增加，所以并不意味着国债适度增长有什么问题，只要实体经济增长就可以。如果实体经济出现相对的过热，财政政策要采取措施，包括加速也是一种方式，也包括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等等，这也是周期调节的基本的原则。所以这两者要有很好的宏观协调的作用。

就拿这次来看，虽然央行也看到了由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了短期的困难，所以采取了降准的政策，试图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我认为这个愿望是很好的，而且我认为央行是尽力了，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今年上半年我们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怎么看，有时候从财政部门来看，当然是好事，因为它的一般性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了10.6%，税收收入增加了14.4%，上半年我们GDP的增长是6.8%，这两个比例一看就知道，实际上给我带来了忧虑，我倒不见得是非常地高兴，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税收收入有所下降，让企业渡过难关，我认为可能会更好。

这两者一比，是能够比较得出来的，央行的降准以扩大市场的流动性，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愿望是良好的，但这个良好的愿望能不能实现呢？恐怕未必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部门很重要，央行不是降准吗，水库的水很多了，如果让水库的水能有效地灌溉农田，流到希望大量地饥渴的农田里，如何流到实体经济中去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期，我们监管是非常严厉的。最近在一个地方我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我讲的题目是没有金融的多样性就没有现在的金融体系。我是暗含地说不要把新的金融业态理解成是带来金融风险的地方，不要把新的金融业态一定是看成新的金融风险点，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未来出现金融危机的起点，实际上不是的。一个国家新的现代金融没有多元化的金融业态不是实现。有些是金融的基本的趋势和规律，我们不要阻止它，不要背离它，不要扼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