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不要顾忌3%赤字门槛，不应该把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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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何解读2019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近期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经济学家余永定、曹远征、原央行行长助理张晓慧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分析逻辑。

余永定近期多次公开呼吁货币财政要双管齐下，应对经济下滑风险。他在年前的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透露了2019年财政赤字目标为2.8%，这比市场预期的要低。

——要制止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主要办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这还是老办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是屡试不爽的。当然，我们2009年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对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特别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顾忌财政赤字率的3%门槛，我们实际定的门槛好像是2.8%。我认为这个门槛设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保持至少6%以上或者6.5%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中央政府发债。

货币政策方面，张晓慧以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为例，认为货币政策要有烟火气。

由于在当前困扰金融市场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除了加剧的贸易摩擦和不断累积的美元债务规模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若央行继续坚持已成为范式的以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仅从自身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出发来考虑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与否，很容易低估金融成本的上升和流动性的收缩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在回归正常化的过程中加深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以美联储为例，自20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到今年12月19日已经是第9次加息，但美国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回归正常化的反应还是十分激烈的。市场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学术气了，因为从联储关心的数据看，PCE平减指数一直在下跌，美元对黄金和其他主要货币都很强势，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等通胀预警指标也都在下跌，只有薪资的确还在增长，但在当前健康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也是可预料的，换言之，目前并无迹象表明，美联储担心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正在发生。市场担忧，面对脆弱的经济形势尤其是脆弱的金融市场，若美联储不从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而仅基于传统的金融框架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来判断加息与否，其重回正常化的政策力度很有可能会形成事实上的紧缩，首先对金融市场运行产生影响，进而打击投资者信心，最终加快金融周期拐点的到来。

张晓慧认为

央行的使命旨在为经济发展营造长期稳定的货币环境，以前瞻性的预判做出导向性调整而非事后的逆转。这意味着央行的宏观调控应当立足于建立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架构，而不应过于关注短期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保持宏观政策的长期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应当更加注重保障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以货币中性的原则来把握货币政策，这样经济增长才更趋于其内在的动力而非货币的短期刺激。为什么？一方面，过于频繁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推动，而无法建立和完善实体经济自身的市场机制。往往在经济过热时，不能及时出清过剩产能;经济过冷时又无法形成自身的内生动力。其结果必然是金融资产和实体债务的日益庞大以及资本收益的日益回落。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从货币传导机制看，政策的调整效应首先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而后才是实体经济，期间的传导是否顺畅需要多方和多环节的配合。要避免把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等同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这不仅意味着以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将是未来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着力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给出了方案，即要以完善的银行体系来为不同的实体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