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严嵩的悲喜剧

撰文：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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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旧小说旧戏影响，大家都把严嵩当作大奸臣，他在这个行列中的身价属于最高级别，跟赵高、李林甫、秦桧齐名。很多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是从旧小说旧戏里来，我曾经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基本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再去读史书本身，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旧戏的历史观更成问题，是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规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间，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辨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本来，这段故事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祠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3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醒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问题。

当时，“倒严”乃是一股潮流。在杨继盛劾严嵩五奸十罪之前两年，沈鍊也曾参论严嵩——无独有偶，开列的罪状也是十条。沈鍊和杨继盛，是“倒严”潮流中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事迹后来被写进明代的名剧《鸣凤记》和名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声名益噪，而他们美名传扬之时，也即严嵩遗臭万年之日。

对此，有几点先应该交待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员受到同僚和下级的攻击、弹劾，是家常便饭一样最普通不过的事，甚至从来无人幸免。严嵩既非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即以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论，从杨廷和开始，杨一清、费宏、张璁、夏言、严嵩直到徐阶，全无例外。杨廷和那样公忠体国，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而荣幸地被海瑞骂过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阶。因此，虽然严嵩被人骂作“奸臣”确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骂罪名便成立，也不是骂得越难听越表明事情真实可靠。

第二、在挨骂的重臣里面，严嵩被骂次数最多，声势也最大，这也是事实。除沈、杨二位最出名外，起码还有几十个官员向皇帝递过控诉状。这是不是证明严嵩最坏？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显赫，但同时也要清楚，呆在那儿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骂；其次，古人一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枢臣必然是顶缸受过者，口水全将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结合这两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嘉靖历任首铺的任期，对严嵩挨骂之多之重，当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杨一清、张璁（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将任期除以挨骂次数，其实跟别人也差不多。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个人，并不像今天这样严肃，说无实据要负法律责任，会被治诽谤罪。当时着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气”，别的可以不论，这口气却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势不可当。为着这股气势，可就不在乎牺牲部分真实性了。我们经常见到，古人给政敌开列罪状，先照着某种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去比划——沈鍊、杨继盛给严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项，绝非巧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以“拼凑”手法来构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实，却不必全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从第三方立场指出，“（沈鍊）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这话出自《世庙识余录》的作者徐学谟。谈迁也批评沈鍊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秦）桧，尤为过之”。杨继盛的“五奸十罪说”，已有近人苏均炜以长文逐条辨析（算是替李绂做了杨椿要求他做而没有做的事），结论：“他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文章写得很翔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细读。

阐明这三点，接着回答一个问题：严嵩是好人么？肯定不是。自从杨廷和内阁倒台、嘉靖取得“大礼议”胜利以来，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单严嵩不算，从始至终，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称正人君子。这并非对他们个人品质的品鉴，实际上，嘉靖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允许你去充当什么正人君子。我们在前文已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士风大变，谀奉顺从乃是朝中基本格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风气问题。

我们辨析严嵩头上是否应该戴着“奸臣”这顶帽子，不是为他翻案，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从反面形象变成正面形象。他不属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与奸臣之间，还有着一个宽阔地带，不能说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个奸臣。所谓“奸臣”，是把国家的事生生给搞坏搞糟的人，或至少在这过程里起到相当关键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主要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乃何许人也，他能是黯弱之君么？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