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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 溯
古代政权的降生，总要陪伴权诈血腥，对相关史事的论述，则常有讳莫如深和有声有色两种截然相反的气势。在西晋永嘉之乱、衣冠渡江之初，王导建议启动修史工程，以追记“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的伟业。照样王导，在明帝问晋何以得世界时，却拿司马懿诛夷名族、司马昭弑杀尊贵乡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吓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可见西晋的创业史，也同样自带两种切入体式。不外常理来说，所谓讳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质；所谓有声有色者，是别史小说家的路数。但西晋创业史在这一点上，却呈现出奇特的复杂性。两晋官修史事业都起步于建国之前，最终的究竟倒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劈头和终局，都不平常。
正始十年，司马懿动员高平陵政变（249），应璩很快受诏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马师（254）废曹芳，又有王沈受诏典著作。这两次史官录用都发生在重大汗青事件的时间点上，其选员对司马氏而言，则一个是政敌的异见者，一个已是己方亲信。这解说在推进魏晋革命历程的同时，司马氏也对汗青将若何书写这一历程保有高度敏感，并作了具体的干涉。王沈最终修成的《魏书》，今虽不存，但个中对废曹芳事件的记载尚可见于《三国志》裴注，其立场完满是司马氏的。是以能够说，曹魏末年的国史修撰，名义上是魏修魏史，实质上已经是晋修晋史了，西晋创业史的初步形态，就在官修《魏书》中。
西晋开国后，修《晋书》就提上了日程。《晋书》在起年问题上纠缠了良久，最终确定取泰始元年（265）。《晋书》编制切实定，或者导致《魏书》要尴尬应的增改，所以到元康年间，史官还在同时“草魏、晋纪传”。总之，在中朝，西晋创业史是经由《魏书》《晋书》结合完成的。但《晋书》只完成到三祖纪，就被动乱打断，而三祖纪并各类记注，亦在永嘉之乱中下落不明。
是以建兴年间（313-316），有人出于对“旧事荡灭”的焦虑，倡议坐镇建康的司马睿重建国史，但其时江左草创，司马睿无暇顾及于此。不外到了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经王导提议，江左设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建中朝史的姿态了。江左对修史立场的改变，应该和时局的转变有关。今年晋愍帝被俘，帝位虚悬；南阳王司马保控据秦州，颇有号召力；而司马睿自保东南，正在为即位作周全预备。在这么一个“三家分晋”的非常时期，江左倏忽关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生怕是意识到晋史在兹，能营造一种晋统不停而在兹的结果，这恰是其时司马睿、王导急迫进展世界州县和各路割据看到的。
所以与西晋分歧，东晋修史的起点，不在曲护篡杀，而在自明统绪。换言之，对于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因为存眷点分歧，当然也加之事态始终不不乱，东晋当局既未像西晋那样组织过修史纲目问题的商议，也没有留下责修、规划方面的记载，修撰进度亦断续无常，中央还发生过史官排挤、抄袭的丑闻，最后“竟无一家之史”的究竟，当与这种组织不力有关。
不外，东晋史职设置陆续不废，前后史官王隐、干宝、朱凤、虞预、邓粲、孙盛、徐广、王韶之等人，各自写有一种晋史。若是从修史动因、物质支撑、资料起原这些影响史书素质的要素来看，这几家晋书也不克概视为私修；但它们既不前后递接，又非统一编制，显然也不是官修史预期的究竟。
总之，相对于中朝时期，江左当局对国史编写的存眷和干涉都十分有限，并且这种有限，不光施展在组织带动上，也施展在意识形态把控上。后人称晋武帝之失政“并见前书”，“诚有玷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便是指东晋诸家晋史而言。所谓不敢蔽，其实照样没有导致不敢书的压力所致。像孙盛作为本朝史官，甚至去记载夏侯太妃与小吏牛钦私通而生司马睿的传闻，其无所避讳如斯。至于日益长远的晋三祖开国旧事，天然也就逐渐脱敏。如诸家晋史能够直叙蒋济介入高平陵政变之后的受骗感：
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干宝《晋纪》）
蒋济之辞邑，可谓不亏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孙盛《晋阳秋》）
（司马昭）曰：“经正派不忠于我，故诛之。”（干宝《晋纪》）
也能够反过来求全昔时王沈《魏书》“多为时讳，非实录也”。这也可见“为时讳”的尺度已然下降不少。
东晋重建创业史，面临的不光是一个弱治理的情况，照样一个弱文献的情况。西晋官修史和各类记注在永嘉之乱中丢失，江左并没有领受到这批国史，明日黄花，文献又不足徵，在建康重构中朝旧事，谈何轻易。东晋诸家晋书中，王隐、干宝、朱凤、虞预、孙盛五史都从司马懿写起，这里面干、朱、虞生长江南，孙盛过江时只有十岁，中朝旧事对他们而言，不光在时间上，并且在地舆上都有隔阂。所以东晋史官中，成年过江又有些家学的王隐，优势就分外凸起，甚至成了同事抄袭的对象。但王隐的史料起原也无非是其父的“私录”，而他父亲也不外是个历阳令，远离洛阳宦海，又兼家世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代婚宦结成的社交收集，信息起原亦有限。如许的小我前提，和昔时王沈作为汗青介入者而修魏史、陆机据秘书而修晋史比拟，差距太大。总之，东晋人修西晋史，已经弗成能太多指望一手资料，处理听闻甚至辗转听闻而来的信息，在史官工作中应该占有相当比例。
因为诸家晋书已经亡佚，今日已弗成能再做史源剖析。然则一样来说，有雄厚档案撑持的史书多具备正确的时间线、数据、经验表和文书；而据回忆、传闻、访谈而形成的记述，则多施展出情节化的特征，而且在内容取向上有对底蕴的偏好、在论述体式上有对细节性和戏剧性的追求。后一种特征，在残存诸史佚文中仍然施展得相当显着。如其叙司马懿诈杀牛金：
宣帝既㓕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着立时。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王隐《晋书》）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酖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孙盛《晋阳秋》）
（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多么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虞预《晋书》）
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淩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淩、逵为疠，甚恶之，遂薨。（干宝《晋纪》）
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干宝《晋纪》）
尊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后辈表里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世界。”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干宝《晋纪》）
这就使晋史有了些小说家言的味道，“有声有色”起来。我们如今把好用小说家言视为唐修《晋书》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唐修《晋书》既以臧荣绪《晋书》为根蒂，臧书又以东晋诸家晋史尤其是王隐《晋书》为远源，那么这个小说家言的特点，能够说在远源中早有陈迹。
“有声有色”，其实是对“讳莫如深”的一种反弹。一旦进入弱管控和弱文献的情况，反弹就有了契机。从消极的角度说，这或者意味着“裴郎学”进入了汗青。然则从乐观的角度说，在具体事件的真实性之上，更有一层社会记忆的真实，有声有色者固然鱼龙混同，却并不波折这一层真实。魏晋杂传盛兴，有一人之史，一类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倘合而观之，则可谓又是一种“魏书”“晋书”。其事在魏晋间者，笔触也会碰着司马氏的创业过程。好比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
安宁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上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若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宦官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这个正始九年的梦，就出于皇甫谧本身的记录。皇甫谧之子因永嘉之乱迁居荆州，而习凿齿恰是襄阳人，他后来能读到皇甫谧的书，或是由此机缘。这也可见私人著述散在人世，复本多而举止性强，扛灾变能力要胜于官修官藏。
从皇甫谧所述，不难品出高平陵政变突发带给社会的惊惶和慑伏，但它被包裹于虚设之梦兆、假拟之问答、故托之廋辞，生怕照样话题过于敏感，只能隐晦处理。按理说，“大时代”并不是杂传这种体裁的主题，并且既然事涉敏感，更不必纵笔犯险。然则，魏晋间杂传却有很奇特的一种，是行使作传来为政治“错误”洗白。如钟会为其母作传云：
是时上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浸，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世人惧怕，而夫人自如。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上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上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
此传是甘露二年（257）钟会因生母张氏亡故而作，但重点照样借张氏之口，说狷介平陵政变时钟会本身的汗青问题。
这类列传，最出色的要推夏侯湛为外祖母辛宪英所作的一篇。辛氏是辛毗之女，羊祜之姑，活了七十九岁。夏侯湛在她的列传中首要写了三事：一、辛毗固然是曹魏元老，辛家却早看出魏主不德、其祚不昌。二、曹爽擅权骄奢，辛敞高平陵之变时奔赴曹爽，只是尽为臣之义。三、辛羊两家早看出钟会要作乱，羊琇随钟会伐蜀，情所不肯，只是衔命不得不去。所以这个列传借一长命老妇把两个家眷半个多世纪的汗青问题都解说白了，十分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有“贤媛”一门。贤媛一门收正始以下至西晋事凡十一条，个中许允妻三条，李丰女两条，诸葛诞女一条，王经母一条，这些女性，悉数出自魏晋之交波动在大时代风波中的家眷。并且她们的“贤点”也十分稀奇，所贤乃在政治洞见，正如钟母和辛宪英一般。是以有来由猜忌，这些条目的史源有或者是雷同《辛宪英传》如许的列传。盖女性身处内闱，谈吐少为外知，经由她们完成家眷政治史书写，反而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世说》有自身的构造和主题放置，起原总杂的素材一旦收编，也就“世说”化、同质化了。贤媛是如许，像傅玄记述傅嘏拒交何晏、邓飏、夏侯玄事，编入“识鉴”一门，也是如许。这种主题标签，很轻易让人忽略傅家工资什么在意这件事、写下这一笔。遭司马氏大清洗而覆灭的家眷，在《世说》中男为名流，女为贤媛；政治可骇下孔殷洗白的话术，在《世说》中成了人物品鉴的清言。一旦失去史源的肃杀底色，那些正本如履薄冰、郑重周延、不克有一字说错的记述，也就酿成了纯粹的佚事。西晋的汗青见证者留在杂传中的大时代陈迹，或许比官修史有更多的过江机会，但过江之后，却面临着被新兴的阅读趣味革新的命运。官修国史，正本是以建构全新的汗青记忆为方针。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一起头就受到了当权者的高度正视，获得了人事、轨制上的周密放置，但却因为永嘉之乱而完全偏离了原有的规划。新的政治情况和文献情况，使东晋诸家晋史呈现出奇特的品质，它们虽为官修而相对少避讳，虽少避讳而未必征实，虽未必征实，却未必没有呈现出某种真实的社会记忆。
永嘉前的私人著述，也几多介入了创业史的书写，个中以女性为传主、以政治洗白为目的的别传，尤有特色。然则这些记述后来被分歧性质的著述再收录，适应新的主题需求，面貌发生了转变。像《辛宪英传》在唐修《晋书》中节入列女传，对读者而言，即使大体事实不变，它也不再能释放出在原初的政治情况、文本情况中去阅读的所能获得的信息了。
总之，无论官私，西晋人留下的记述，在东晋人手里几多发生了一些形变。形变的记忆纽合在一路，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朝旧事”的一部门。换言之，留下来的“中朝旧事”，是文献情况和政治情况配合培养的。近年来，史料批判研究在中古史范畴备受正视，其方式论的焦点是强调政治对汗青书写的干涉感化。然而，决意汗青书写体式的除了政治情况外，还有文献情况，我们对前者的剖析经常不吝复杂化，对后者的懂得却经常简洁化，尤其轻忽了弱文献情况对汗青面貌的塑造能力。
在弱文献情况的影响下，佚事型史料成为晋史的一个特征。曩昔我们认为这是唐修《晋书》的特征，是它使用《世说新语》等小说素材所致，同时这类史料也被认为真实度不高。然则，东晋诸家晋史中已有大量佚事型史料，《世说》中的条目，反而好多是源自这些史籍的。佚事和档案，或者代表着分歧的史料起原，以及修史的分歧组织体式。比拟起官方档案，佚事是社会记忆更好的载体，并且具有壮大的流传和滋生能力。它能够播在生齿，非必借纸笔撒布，也能够在流传中衍生出诸多变体，事实层面的真实，反不是这类史料的第一要义。总之，中古史料的复杂性，在于每一种史料或者都是主观与客观，有意与无意，口传与笔授，分歧目的，分歧时地形成的信息的拼接与组合。或许恰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中朝旧事”才巧妙地拥有了血腥可骇与风流含蓄两张面孔。
于溯
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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