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制度改革：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3)

但即使如此，陕北的土地还是养不活人。因为旱灾频繁，造成粮食出产不稳定，还要承担边境地区过重的徭役和税收负担，流民问题在李自成之前就非常严重。在万历年间，延安府米脂县的农民就曾经逃亡大半。米脂县志曾经记载“十三里之民， 在者仅余二里”。考虑到明朝以110户为1里，也就意味着逃亡人口占到民户的85%。长期存在的流民大军，为还未落草成寇的李自成，早早准备好了充足兵源。 [原创文章：www.ii77.com]

明朝一直在贫瘠的陕西驻扎大量军队

此外，由于明朝一直面临北方蒙古人的威胁，陕西长期都是朝廷的边防重地。当地驻扎了重兵，陕西的军户就约有15万户，驻军人数大致在20万左右。明朝中期后，军队逐步转为募兵制。于是所需的军饷对陕西民户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这样一来，陕西的驿站数量占比在全国偏高。大明朝全国有1/10的驿站都分布在陕西。由于地方偏僻，每个驿站之间的距离往往相隔80-100里，不少到驿站服务的民夫往往要辗转百里。所以陕西的驿站在那个时代都被称为“苦驿”。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明朝中期后，全国的驿卒由原来的民间临时征派改成了雇佣制。到了明末，陕西全省有约4万名职业驿夫，他们完全靠驿站工资养活。一旦失去工作，没有了土地的他们，除了落草为寇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西北边军也饱受欠饷之苦

1629年，崇祯的改革如一阵狂风般刮到陕西。一夜之间，60%的驿卒，也就是超过2万人忽然失业。李自成就这样加入了失业大军。他因此还不起债，只能在债杀了债主后，跑到边军中谋生。谁知道崇祯将大部分军饷都丢到了辽东地区，造成了西北边军欠饷。已经杀过人的李自成便再没有心理负担，是很快杀官哗变，正式转变著名草寇。

这些由驿卒或者边军变成的叛军骨干，不仅有组织和军事技能，还懂得朝廷和军队运作情况。于是很快和陕西当地存在的数十万流民集团结合，很多人成为流民集团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末的大起义从此无法遏制。

崇祯的改革直接给起义者开了绿灯

何况，即便没有李自成这个人，其他2万个有相似经历的驿卒，都可能站出来承担类似角色。历史的进程在某些阶段，往往已经不能依靠细节修正来改变全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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