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新生儿快要死了，家属劝我放弃抢救(2)

好不容易她终于来了，压力还是很大。我们两个人轮流值班，每个人隔一天就要有一个 24 小时 first on call，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找我，到第二天也不能歇着，得帮搭档去产房去病房去处理那些该处理的病人，而且还得准备着做手术，因为那里病人那么多，经常她在做着手术，新的急诊又来了，也会需要叫到我。只有没有急诊、没有意外状况的夜里，才能睡一个整觉。 [好文分享：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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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蒋励

所有教科书上最严重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在那都可以经常见到，而且非常非常典型。我那个巴西的搭档来了之后，她值第一个夜班，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早上看见我和我说：「你知道吗？我把整本产科书上写的都实践完了。」

在那里我一直都是比较紧绷的状态，情绪也比较淡漠，也不太愿意和人社交，她们也组织一些活动，但我待一会就觉得累。有一些联欢活动，大家都在玩，我就中途跑回去睡觉了。在那里明明是我史上体重最低的时候，但照出来的照片都非常胖，因为身体和脸都肿了。

回国之后我通过体检才发现，我得了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这病的症状就是疲劳、淡漠。我在阿富汗这些表现都与甲减有关，可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累的，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在国内我也有接触重症的病人，但是因为整个医疗团队非常的强，你知道你这个事交代下去了肯定能办到，比如说要去配血，就一定能拿到血。

可在阿富汗血库很小，要是产妇大出血，我们就得马上就到村子里头去，用他们 call for pray 的大喇叭播，有孕妇需要血，让他们来献血。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说不定是我的姐妹或者什么，大家就会赶紧都去排队献血，警察也会过来排队献血。但是你拿到的血也没法做高级处理，将红细胞啊血浆啊血小板分开，检测过没问题就把全血稍微处理一下，就赶紧得输了。

当你自己感觉到这种东西超出了你的控制的时候，就很难去保持从容的态度。



2017 年 8 月 25 日以来，超过 70 万名罗兴亚人因针对性的暴力而被迫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无国界医生在难民营里开设医院，入院的很多儿童因不卫生的接生操作和生活环境患上传染病  © Pablo Tosco/Angular

那里大多数女性都没有条件来接受产检，她们可能就知道自己怀孕了，连自己怀孕多长时间都不知道，然后等到觉得要生了，直接就在家生。等到她可能已经有各种合并症，比如说血压高或者是血糖不好，或是她在生产过程当中已经发生难产，她才会送到医院来，这时情况就很危急了。

为了保持联系，项目给医生都发了一台诺基亚老款手机，这手机最关键的好处就是待机时间超长、铃声又超大。每天晚上它一响，我就被它惊醒。打电话的一般都是在医院值夜班的当地员工，她一找你肯定是着急的事，她们的英文本来就不太好，一着急就说得更烂了，恨不得当地的方言都出来，更加难懂。我赶紧就蹦起来，反正就穿上衣服赶紧去吧。最后结束任务，把那个手机交回去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再也不用听见这个手机的声音了。

孕产妇的死亡率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我在那运气还挺好，没有孕产妇的死亡病例。有那么一两次，我都觉得这个病人快不行了，完蛋了救不过来了，但那儿的女性还真的求生欲挺强的，就她大出血真的出到我觉得没戏了，就要死了，但第二天再到病房，发现活过来了，真是奇迹。

后来是我进到妇产科以后，我的上级大夫屠铮大夫，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国界医生志愿者。因为我身边有人去了，就会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企及的，这也成了我的念想。

成为主治医师之后，每天的工作就一直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没有再像学医的那时候觉得每天都在成长，好像有一个瓶颈。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生活过得没有那么有目标。我不能接受自己目标不是非常明确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应该要去做无国界医生了。



2012 年，蒋励（右）在北京参加无国界医生前线人员的分享会，那时已对人道救援产生浓厚兴趣 © MSF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我学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选择，我本来想要报复旦学金融，但是分数上不了，就觉得来北大医学院临床八年制专业也不错，也很适合我。在我实习之前，我许诺打死都不去妇产科，觉得它特别累又特别脏。实习转科转到妇产科，带实习的老师讲得特别好，妇产科又有实践的东西，同时对临床思维还有一定的要求，觉得挺喜欢的，就背叛了之前自己的诺言。

我想，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八年制，这怎么着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即便我走了，我再回来，也不愁找工作。所谓体制内的东西我不是非常看中，我会觉得只要有本事，就能干个工作，这就可以了。

2012 年，我给屠大夫写了一封信，开始了申请，她已经离开了人民医院，把无国界医生作为长期的事业。她给予了我非常正面的支持和鼓励。后面我也顺利通过了选拔。

要是没有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我现在可能就这样日复一日下去，应该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怀疑自己所尊重的价值，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感受到患者的善意或者做成一些事情之后的满足感，这两种力量会一直纠结在一块儿。十年、二十年后的生活都看得见，做得再好，无非就像科室主任那样，我明确地知道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非常尊重、非常佩服我国内的同事们，在这样一个医疗环境下他们还能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拿着非常少的钱，干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忍受来自各方的压力。我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下做得像他们一样好，所以我才会跑出去当无国界医生，让我自己更有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