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下令不要铺张宣传“台儿庄大捷”?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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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因曾进入教科书，故国人大多耳熟能详。

因此役系桂系领袖李宗仁所指挥，故学界、坊间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为抑制桂系的声望，曾试图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

其依据是，据日方资料，蒋当日曾就此役作出过如下指示：

（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

（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

（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军阀，决不可对..皇室及..民族有所诽谤。①

有论著评价称：

“这5条指示中，第5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姑不评论。前4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以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

并绘声绘色渲染了一段情节：

“据说，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问什么事？左右告诉他，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闻报，面有不悦之色，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②

图：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期间的孙连仲（中）在指挥作战

以上表述，在事实层面（压抑宣传的基调、对街上的民众欢庆忧心），可以得到蒋介石日记的印证。1938年4月7日，蒋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上午会客，会报，接台儿庄捷报，即令宣传部勿事铺张，免敌不得下场也。下午满城鞭爆声，自午至夜不绝于耳，闻声生忧，而作叹矣。”③

但在动机层面（指责蒋是想要“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的揣测，则与史实严重不符。据蒋介石日记，他真正担忧的问题：

“军民闻胜而喜则可，然骄则危矣。”④

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徐永昌档案中，有两封致蒋介石函电，堪可解释这两句话的涵义。

这两封信的目的，正是请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加以控制。

第一封函电写于1938年4月7日。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⑤

第二封函电写于1938年4月8日。全文如下：

“窃维口舌兴戎，古人所戒，现当军事好转之始，于宣传方面，尤宜格外留意。盖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国际情势，多忌善变，我国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强，岂其所愿。兹表同情于我者，非为我，实忌日耳，我若骤胜而骄，矜夸自诩，（不仅今次为然）则将移忌日之心，转而忌我，岂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胜，始露其端，举趾日高，何以为继。倘狃于一胜，遽谓日人易与，民气浮嚣，必有难以善其后者，（战事结束时，亦必棘手）况钧座领导建国之始，似宜养成坚贞弘毅之民风，宣传虽属一端，始基尤所当谨，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难，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军阀与日人，切宜分别，于其天皇，尤不可轻侮）敌以暴，我以仁，敌助寡，我助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否则空言召祸，甚非计之所得也。迂谬之论，是否有当，伏乞钧裁。”⑥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要职。综合上面这两封函电，其主张控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理由大致有三：

（1）此役虽苦战获胜，但战果有限，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若宣传过度，影响到敌方政情，恐招致其更改战略，舍弃苏俄而全力攻击中国。

（2）不实的宣传，容易使国际上发生误会，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强其忌中之意（暗指苏俄与英国）。

（3）虚夸战果，易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日记中，所谓的“免敌不得下场也”，即是徐永昌所担忧的第一条。所谓的“军民闻胜而喜则可，然骄则危矣”，即是徐永昌所担忧的第三条。

图：1938年春，蒋介石(中)与李宗仁(左)、白崇禧(右)于徐州合影

再查徐永昌日记，4月8日有记载称：

“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

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对蒋起到了作用，但徐认为，蒋的“不令庆祝”（针对徐永昌提及的武汉市内“爆竹庆贺”的情形）的指示“语句不痛切”，效果有限。于是，他又于4月8日再度致函，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个中利害。

本文开篇所引日方资料中提及的蒋介石关于台儿庄胜利的五点指示，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出。细查这五点指示，实与徐永昌4月8日函电的内容，高度一致（据日方资料，蒋的指示是“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电中对台儿庄之役的评价——“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亦与日方档案高度吻合。

亦如徐永昌所言，1938年初，..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应否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确实存在着对立。不过：

“由于台儿庄之战，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约50个师（其中有10师中央军）的中国军，集结于徐州附近，整备强力的抵抗阵地，于是乘此良机，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一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在陆军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儿庄战斗为契机，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⑦

徐担忧过度宣传会刺激日军变更侵华策略，非无道理。

综上，就动机而言，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建议，下令限制宣传台儿庄之胜，与“缩小桂系的影响”毫无关系。就事实而言，其限制宣传的指示，也丝毫未能起到“缩小桂系的影响”的作用。在桂系的运作下，“台儿庄大捷”的宣传相当宏大，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举国若狂”，“台儿庄区区之地，……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⑧

徐永昌所谓的“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亦显见蒋的内心对是否要以“大捷”来宣传台儿庄之役心存犹疑——一方面，他希望“军民闻胜而喜”，他也确实需要用胜利来鼓舞军民之抗战信心；另一方面，他又担忧“军民闻胜而骄则危矣”，忧虑“大捷”之类的宣传，恰会如徐永昌所担忧的那般，适足以令一般民众对抗战的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政治压力。

这种两难心境，实非一般阴谋论者可以体察并理解。

图：1938年4月，台儿庄中国军队阵地

注释

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

②《蒋介石的人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P516。

③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7日。

④同上。

⑤(台)中研院：《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P65。

⑥同上，P66-67。

⑦可参考森松俊夫《“..军台儿庄大败”的真相》；冈本清福《关于坂本、濑谷两支队在台儿庄附近分离的情况》；秦郁彦《台儿庄之战》等。

⑧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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