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成都不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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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都市民来说，民国初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必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混乱环境里维持其日常生活。从辛亥革命以来，成都便像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进入了多事之秋。

政治局势的不稳，经济状态的恶化，加剧了社会动乱。一个西方人在30年代曾指出，四川是“辛亥革命后土匪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川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的成都并非是四川最糟的地区，但人民仍然经历了深重的灾难。

善良的人们从未料到革命竟伴随着如此巨大的浩劫。革命期间清军完全失控，“街头成为士兵的天下”。端着枪和刺刀的士兵在街头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据时人描述，这些士兵装束非常奇怪，一些头带“英雄结”，身着五彩裤；一些长发垂耳，一些脚打绑腿，像戏台上的演员。“英雄结”是辛亥革命时期一种独特的头式，因为一些士兵在革命后拒绝剪辫，便把其辫子用一带子扎在前额。

在1911年12月8日，一大帮兵痞拥向临时军政府所在的皇城，要求发给拖欠的军饷。当他们强行闯入军政府时，正副都督已仓惶逃命。乱兵接着抢窃了大清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然后洗劫劝业场。

据传教士描述，在劝业场，“一瞬间这些士兵便把楼上楼下洗劫一空”，玻璃橱窗被砸碎，街上到处是碎片。当天下午乱兵又抢劫了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东大街，“傍晚，三五成群、荷枪实弹的乱兵闯入成都各大公馆勒索金钱”。

入夜，各典当行成为主要目标，城内发生十余起火灾。“抢声持续了整夜”，市民们“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

这次洗窃成都损失巨大，除遭抢劫外，“大量银子融化于大火、消失在灰烬”。仅布政使银库便损失600万—800万两银子。四川从此失去了稳定局势的金融后盾。

民初的成都成为兵痞的世界，街头被军阀的军队霸占和控制，军警巡逻街头。大量军队驻防成都，散兵游勇更不记其数。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受到极大的干扰。

这些士兵在公共场所无恶不作，比如他们经常在街上拉夫，特别以苦力、轿夫、黄包车夫为对象，因而这些人成为惊弓之鸟，一有士兵在街头呼车，他们便跑的无影无踪。

为避免军队的乱拉夫，商会提出每个轿行出四人作为劳工，以换取停止街头拉夫。那些兵棍不仅以下层人民为拉夫对象，甚至街正、教师等有头脸的人物也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军人欺压市民的报道充斥地方报纸。例如一个士兵在一个饭馆吃完饭，不仅不付饭钱还殴打店主，砸坏碗盏。

一位市民端碗油漆从北门进城，守城门的兵士指控他走私鸦片，当那人力图辩解，士兵大发脾气，用碗把那人砸得头破血流。

一个裁缝路过皇城驻军大门，出于好奇往里看了几眼，门卫便称其为密探把他五花大绑。

一次近二十个士兵欺压一个绸店老板，愤怒的街民向他们讲理，士兵用刺刀将人们轰开，街面各店也因之关门，附近警察因慑于军人的..对人们的求救不予理睬。

他们还经常占据庙宇作为军营，一位在20年代访问成都的..人便看到，青羊宫的大殿里睡着士兵，他们在祭坛上烧饭，在廊柱上晒衣。

由于军人所享有的“特权”，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地痞们经常装成士兵以虚张声势，甚至小孩、军官所雇佣人也以着军装为荣，因而在成都一时领章帽徽成为紧俏商品。由于此风愈演愈烈，军队不得不出令禁止，警察亦令裁缝不得制作军装。

社会动乱的确削弱了警察的权力，而警察权力的削弱又使街头社会秩序更加恶化。在民国初年，警察、宪兵、民团、军队都有控制社会治安之权，可说是政出多头，然而警察正如时人所称已“形同木偶”，从而给予地痞流氓在街头极大的活动空间。

警察权力经常遭到其他力量、特别是地方土匪和兵痞的挑战，警察本身也成为被袭击、抢劫甚至被杀害的对象。如当一群兵痞在街上把一个值勤警察殴打致死时，还张狂的叫嚣：“送你去西天站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警察自己的社团“警界会”，一次也被地方豪强捣毁。这一时期，警察因尽量避免与有势力的集团发生冲突而失职，市民对此十分不满。

然而，似乎外国人对这些耀武扬威的无赖之徒有一定威慑力。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一个士兵强行进入二仙庵的女宾休息室，并殴打前来阻止他的警察，“一名外国人手执马鞭上前，二话不说，将该军人背部抽打数鞭，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然而，不能胜任维持治安责任的警察却经常滥用职权，反成为扰乱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消极因素。例如有些警察以搜查鸦片为名闯人百姓人家，侵吞私产，由此造成一些地痞假装警察作案。有些沾染鸦片的警察则在值勤之时入烟馆过瘾。

即使有警察试图恪守自己的职责，但当他们面对蛮横的士兵时，武力冲突便不可避免。例如，一次当八十余女子中学的学生从女子入口进入花会时，两个士兵故意插入队伍逆向而行，值勤警察要求他们出来，从男子入口进入，随后又有士兵故伎重演，从而引起争执。

其中有军人突然吹哨大喊“紧急集合”，顷刻数十名军人围住一个警察大打出手，有的甚至抓起临近摊子的板凳向警察猛砸。一旁的警察赶快求情，“各位先生，实在要走女宾路，请走就是”。

他们将那挨打的警察扶起，“令其向众军作揖赔礼”。但军人并不因此息怒，“又将三警围打，且把战刀、指挥刀口鞘等类夺去，又撕毁制服。有喊就刀杀者，有喊不杀他打死了事者。该三警之惨状，故不待言。而秩序亦大乱。观者以千万计，交通为之塞断”。

此事激起极大民愤，军事当局也不得不出告示安抚，明令军人不得扰乱公共治安，违者军法从事。军队还许诺派宪兵巡逻以杜绝军人制造事端。由于当时缺乏强有力的稳定社会的力量，社会状况和日常生活环境日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