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成都不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2)

社会动乱导致了土匪的猖獗，这对成都市民来说是灾难性的。辛亥革命之后，土匪数量剧增，抢劫事件层出不穷，并从城郊蔓延到城内。一次，百余穿着军装、扛着大枪的土匪大张旗鼓地开进北门外各街，居民以为是地方军。在这一区域他们抢劫达四个小时，并焚烧房屋。 [本文来自：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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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成都近郊成为一个危险区域，土匪甚至经常冲进茶馆抢劫和枪击茶客。许多乡绅为逃避匪灾而移居成都，以为便可以求得安全避风港。但他们发现，成都也不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

抢劫事件急剧性增加，成都居民无不感到不安。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经常采用公开行刑的方式来威慑土匪（当然这也不时成为独裁者压制不同政见的手段）。

在传统社会，执行死刑犹如公开的死亡仪式，被国家权力用来震骇民众。这类仪式总是在闹市举行，以取得“杀一儆百”的功效。在民初的成都，公开行刑成为了家常便饭。像古代一样，在执行之前，先是游街示众。

在这个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场面：在队伍之前，几个号兵吹着悲凉的号角，其后是一排持枪的士兵(在20年代枪毙逐渐取代了砍头)。图中是被定伪造货币罪的人游街示众，木牌上写着“伪造者斩”（《通俗画报》1912年）。

囚车上，死囚捆绑或夹在囚笼中，上身..，有的嘴里不断叫着：“我冤枉啊！”有则借机展示“英雄气概”，发表演说或高呼诸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之类的豪言壮语。

紧接着是荷枪实弹的官兵。游街总是吸引了无数的围观者，给了那些对土匪恨之入骨的人们一时的兴奋和暂时的满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这个城市社会生活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通常行刑游街要穿过东大街，然后出东门，过紫东街、年丰巷到莲花池，途中经过的一座桥也因之被称为“落魂桥”。刑场设在莲花池与地藏庵之间，那里甚至演变为市民寻求刺激的聚会场所，一些人甚至早早地等在现场一睹为快，小贩也趁机在那里兜售商品和食物。

一篇报道描述说，一个死囚在行刑时拒绝走出囚笼，刽子手竭力把他拖出，不想那囚犯竟一口咬伤了刽子手的手，刽子手气愤以极，手起刀落将那囚徒砍死。

有些死囚的尸体在运回原籍埋葬之前，存放在地藏庵，那些无人收尸者则由当地保甲雇乞丐就地埋葬。由于这些尸体仅以破席一裹浅埋了事，故经常被野狗撕得七零八落。

在民初，死刑经常在地处闹市的警察局门口、甚至在商业中心春熙路和少城公园执行，社会改良者对此颇有批评，指出有碍卫生、鼓励残暴等等弊端，呼吁刑场移到城外。1927年，军事当局准备在中山公园前处决一个犯人，市政府亦要求移往城外。

枭首示众也被军事当局用作威慑的工具，这个方法经常用于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囚。如1916年在匪首巫人杰被处决后，其首级被装在木笼中在东城门悬挂三天，然后陆续移往西门、北门和南门示众。

当然这种方法也用于打击政治敌人。如1917年川军和滇军在成都巷战时，滇军将四个俘虏首级挂于皇城。虽然枭首在1928年被当局明令禁止，但此后这种古代的“死亡仪式”仍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社会动乱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感，而人们的这种惶恐不安正是谣言广为散布之温床。在辛亥革命之前，公共场所便成为谣言散布之地。其实谣言也不尽是空穴来风，常常是与当前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时转移。

正如一个传教士所看到的：“关于英国人占领..的谣言在茶馆里已不再引起轰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几星期来剪辫子的传言。”

有人器官被割的谣言又甚嚣尘上，五人被捕，招认捏造这些故事不过是哗众取宠，警察将其戴上枷锁游街以示惩戒，还将他们的供词贴出，警告对谣言制造和散布者将严惩不怠。

一位年轻人在茶馆与一个陌生人议论道听途说的新闻，哪知那人是个密探，他因此而被警察逮捕。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承受力更为脆弱，谣言加剧民众的不安，政府则以严惩为手段进行打击，所谓“造谣惑众者”可能被判处死刑。

有一时期成都盛传街头石板地上的黑线是大灾难的预兆，警察逮捕了两个正用铅笔在石板上画线的人，显然两人不过是恶作剧。警察的确被各种谣传所困扰，那时由于土匪猖獗，诸如大量土匪混入城内的谣言甚多，每当此类传言盛行，警察便派密探到各茶房酒肆观察动向。

谣言往往盛行在旧秩序被破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之时。当时便有人力图分析谣言的根源，其结论是“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对此都有责任，但问题主要在上等社会：

夫谣之造也，其意必有所图。为名位而造谣者，必上等人物；为财帛而造谣者，必无赖游民。然无赖游民之造谣也，有以上等人物之谣言为动力，其目的虽不同，而其贪得之心则一也。吾甚望为政要者，幸勿信口雌黄，致乱安宁之秩序，任情诬蔑，不计利害之何如。

一家地方报也评论道：在晚清人们听信谣言是因为人心惶惶，然民初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加剧，人们时刻感觉大祸临头，如“惊弓之鸟”，从而谣言盛行，因此政治的不稳定为政治谣言提供了环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公报》刊登一篇讨论“息谣之法”文章的第二天，该报便有一篇关于谣传盐价上涨人们蜂拥购盐囤积的报道。

然而，有时所谓“谣言”也未必就是谣言。1916年关于军人买米不付钱的“谣言”在南门一带流传，导致各米店关门。尽管警察宣称这是谣言而竭力追查，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些兵痞在成都的所作所为，他们在茶坊酒肆和店铺估吃估拿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这些很难说都是“谣言”。

此外，地方政府经常以所谓“妖言惑众”，来惩办敢于批评军阀和政府的人士，因而任何政治话题、甚至“街谈巷议”，都可被诬为“谣言”，而被禁止和受到打击。

在民初，成都街头的“地皮风”经常造成极大的混乱。所谓“地皮风”，即“虚惊”，经常由一件小事引起大恐慌。每当“地皮风”刮起，人们便在街头各自奔命，市场是一片狼籍。例如有人在青羊宫附近举行一个葬礼，当按传统习俗放鞭炮时，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以为发生枪战而惊恐万分。

一天傍晚上，一阵“地皮风”在许府街、顺城街一带刮起，各货摊和商店立即收楝关门，人们夺路逃奔，轿子价格疯涨，甚至警察也从街头消失。后来人们才搞清其起因不过是两个卖稻草的农民发生争执，一个看热闹的醉汉被绊倒，他爬起后便一阵疯跑还一边狂叫：“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不知底细的人们也因此受惊。

同一天，一个士兵的枪走火而导致皇城坝、提督街、东御街、西御街等大片地区的人们虚惊一场。上述事件都发生在1916－1917年成都最混乱的时期，说明不安全性和恐惧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