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爱与痛：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之战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本文来自：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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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夫人”，在其时被称作“家庭中的伪组织”。

她们别名“战时夫人”，对应着滞留在日占区的“原配夫人”，后者别名“陷落夫人”。

作家王鼎钧亲历周全抗战八年。在晚年所写回忆录中，他对“抗战夫人”这一风行现象，抱有很深刻的懂得和同情：

“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的三十多年难挨。..后来有酒家歌厅，片子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观光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汉子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或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固然在家乡有正室。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或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显现了万万‘抗战夫人’的心理配景。”①

损坏与殛毙，刺激懦弱的人心；无常与绝望，拷问生命的意义。

漫长的战争看不到终点，颠沛的旅居一日比一日艰难。新恋情成了很多人熬过乱世的一根心理稻草。

这些新恋情，大多选择绕开法定手续，以在报纸上刊载同居启事的体式（也有正式举办娶亲典礼者，但无“启事”即同居者更多），公布事实上的连系。

学者岑家梧“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每日汇集贵阳中央日报及贵州日报的婚姻告白”；1944年，岑自贵阳转赴重庆，“由三十四（1945）年一月起，又改汇集重庆大公报的这类告白，直至抗战竣事。”

据岑的统计剖析：

“男女同居，在平时系不信用之举，公开登报声明，绝无有之。战时因匹俦分处日久，罗敷有夫或有妇之夫，既欲解决当前两性问题，又不欲置原配头于掉臂，所以只好竖立‘伪组织’，而‘伪组织’的竖立手续，就是在报纸上刊登《同居启事》。此种告白，自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至三十三年（1944）三月止，天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条。战时有了这种同居关系，战后便发生了所谓‘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的问题了。”②

贵阳一地两份报纸，登载“同居启事”者已如斯之多，整个大后方“伪家庭组织”的遍及性，自不难想见。

《同居启事》风行报端，显见一份新情绪，对颠沛困窘中看不到曙光的乱离人而言，是何等主要的安慰。但心理懦弱期里过于轻率的连系，也往往难以长久维系。1939年，昆明处所法院只受理了8桩婚姻胶葛；1943年却受理了541件之多。

1942年，学者陈定闳在文章中统计剖析：

“战时婚姻的仓皇、苟且而致婚姻不满而离婚者，也多如牛毛。笔者尝剖析报上离婚的广告二百余件，大约有二分之一是娶亲一年摆布，皆是战后才连系的，这种婚姻来得轻易天然也散得快。”③

陈定闳的统计，只包罗履行了法定手续的娶亲者。不难推想，那些没有履行法定娶亲法式，仅揭橥了《同居声明》，或许连《声明》也不曾揭橥的“伪家庭组织”，其连系与星散，要更为随意。

时人也深知《同居启事》对“伪家庭组织”并无任何保障，曾如斯指摘此风的盛行：

“连法定的手续也一概忽略了，登登报便同居的作风大为盛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忽略，……因为既不经由法定手续，没有保障与维系，家庭碎裂，随时或者……”④

学者陈达抗战时代随校内迁，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传授。据他记述，面临“抗战夫人”的司法地位问题，当局当日常以“眷属”二字恍惚处理：

“内政部近处，有暂时家庭，俗称‘伪组织’。大略因夫人在陷落区，丈夫与内陆女子爱情，发生匹俦的关系组织家庭。此女子不克填‘妾’，因自民国十八年《民法》发布以来，妾无司法地位。此女子既与丈夫同居，并永远配合生活，可填‘眷属’。查询员至某宅，老妇在家，查询毕，老妇领查询员至一旁屋，起竹帘曰：‘我家另有宝物。’查询员视之，见髫龄美男。老妇问曰：‘若何填法？’答曰：‘眷属。’查询员问曰：‘担当哪样职务？’老妇曰：‘宝物只会吃饭，没有职务！’”⑤

图：1947年上映，以控诉“抗战夫妻”为主题的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

“抗战夫人”问题，不止存在于大后方，也存在于前方戎行。

对好多处所军事派系首脑而言，维系部下将领对本身的忠诚度，个中一个主要法宝，就是默许他们置办“抗战夫人”。

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军将领如陈诚等人的凶猛反攻。1943年1月，桂系大别山凭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暂时地点地“立煌”亦被焚毁。陈诚在日志中气愤写道：

“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暂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仇敌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⑥

其实，中央军也不克“免俗”，驻滇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娶“抗战夫人”的情形，同样很严重。

相较之下，军统局是抵制“抗战夫人”最力的军事部门。几乎所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都曾就此事在“文史资料”中凶猛反攻过戴笠，求全戴残暴不仁，星散部下家庭，不近情面。好比，据黄康永回忆，1940年戴笠曾下达手令：

“凡有眷属在重庆的特务，都要把眷属迁回家乡，至少也要脱离重庆，来由是有眷属在身旁就不克安心工作。”⑦

翻查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志（非1949年后写的“文史资料”），也能够看到好多这方面的记载。仅以1941年部门日志为例：

5月5日，沈醉记道：“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笔者注：戴笠。下同）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峻自己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乌烟瘴气。只身男子真要把稳些呵！”

6月11日，沈记道：“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除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妻子。”

8月22日，沈醉记道：“暂时想着今世界午四时开主要会议而住手，但究竟亦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家属。”

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号令下，太太们都酿成了阻碍整体工作成长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屈了！妻是决没有来重庆的资格……”⑧（坊间传闻戴笠小我私生活腐败、情妇浩瀚，不实，具体见：考据一、考据二、考据三）

在重庆国民当局的立场，为了不乱军心，一方面不克许可军中“抗战夫人”盛行；另一方面还要提防通俗士兵的老婆另寻“抗战丈夫”。

所以《出征抗敌武士婚姻保障条例》划定：武士出征期内，其妻不得恳求离婚；出征期内，其妻与他人定亲者，婚约无效，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其相与定亲者亦同。其妻与他人重行娶亲者，撤销其婚姻，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其相婚者亦同。

但该法令并不克阻止生活困窘的军属，经由寻找“抗战丈夫”来改善处境。

图：大公报关于“抗战夫人”触犯的司法问题的报道（图片来自“国立”政治大学藏书楼数字典藏）

抗战八年，事实有过几多“抗战夫人”、“抗战丈夫”，从来没有过完整的统计数据。

1947年《现代妇女》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

“在此八年抗战时代在重庆的官员已经别娶抗战夫人者不下二、三万人”，“（这）二、二万的抗战夫人，照样对照有保障的太太；此外在全国各战区的前方，至少有数十万的暂时太太，她们只是本地驻军官长们的暂时泄欲器。”⑨

这当然不是一种严谨统计的究竟，甚至也算不上严谨的报道。只能拿来聊作参考，看看其时之人是若何评估“抗战夫人”的规模。

事实上，不光当局官员和戎行长官拥有“抗战夫人”，文化人（如田汉、郭沫若）甚至一样公务员、通俗工人等，好多也有“抗战夫人”。这些“抗战夫人”中的绝大部门，也并非男性的“暂时泄欲器”。

抗战胜利时，“抗战夫人”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因社会习惯的原因，“抗战丈夫”问题往往由当事人私下“解决”，很少引起舆论的存眷）。这是能够预料的局势，1944年，已有学者提醒政府：

“战后的法院里生怕要布满了‘伪组织’的案件，国度若想依法打点，最多少设牢狱；不然预先要在立法上或司法的注释上预备下一个解救的方式。”⑩

最有名的“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之战”，发生在“水师大将萨镇冰的侄孙萨本驹”身上。

萨本有夫人陈季政，列入抗战工作时代，又与女同事史璧人发生情绪，结成“抗战夫妻”。1946年，审查官以重婚罪对萨、史二人提出公诉。一审判决二人有期徒刑四月，缓刑两年，并处以罚金多数。二审撤销罚金，仍维持了两年缓刑，若二人仍有“通奸”行为，则执行一审的有期徒刑四月。

因“抗战夫妻”牵扯甚广，法庭未敢明确就萨、陈、史三人的婚姻纠葛做出明确结论。于是战争持续到次年8月，三刚刚杀青和谈，由萨氏付给陈氏3亿元生活津贴，换取萨、陈的正式仳离。⑪

图：“萨史抗战夫人”案庭审报道，《见闻》（危险）第1卷第14期，1946。资料起原：陈雁，《性别与战争 上海1932-1945》。

对“抗战夫妻”，战后舆论大多持义正词严的斥责立场。

好比，媒体人卜嘉谈论萨本驹与史璧人的连系，对“抗战夫人”一词极为排斥，认为这个词，其实是在“巧立名目”，欲将“通奸”的罪过，美化为“心照不宣的合法正当事情”。在卜嘉看来，“很多所谓‘抗战夫人’案子中，有很多主角（纵容的男子）即使不抗战也要与人通奸的。”⑫

再如，1945年《女声》杂志举办“‘抗战夫人’问题座谈”，与会的欧阳美容密斯，也拒绝谅解实际对人心所造成的危险，直接给当事人扣了一顶“汉奸心理”的帽子：

“泰半娶抗战夫人的人，都有一种不健全的观点，认为战事的竣事，遥遥无期，荆布之妻既无团聚的进展，不如另组家庭，这种缺乏抗战必胜信念的心理，大有汉奸心理的嫌疑。”⑬

站在原配夫人的角度，如许的立场，不克说错。但数万万甚至过亿西迁难民⑭，八年间所承受困窘与绝望，那巨量的心理创伤，也在这立场中被一笔抹消了。1945-1946年间乱象丛生、民生艰难，无法要求受到危险的当事人怀抱“懂得”与“谅解”。

“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之战”，一度成为战后律师事务所的焦点买卖。

1947年1月1日，鉴于“抗战八载，艰辛非常，民不安生，易触法纲，显与平时景遇分歧” ，国府公布大赦令，凡“犯罪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其最终本刑为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均赦宥之。”

因犯“通奸罪”而遭到告状的“抗战夫妻”，也是以悉数免予告状和惩处，“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之战”的疆场，从法庭退回到了家庭。

时代没有留给她们充沛的时间来抚平创伤。1949年，那些未及痊愈的痛与愧、爱与恨，被更伟大的鼎革大水覆没了。

（完）

①王鼎钧，《横目少年》，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174。

②岑家梧，《从婚烟广吿视察中国战时婚姻问题》，《社会扶植月刊》1948年第7期。

③陈定闳，《战时家庭问题》，《妇女月刊》1942年第4期。

④姚传钰，《战时家庭的问题与战后家庭的扶植》，《妇女共识》，1943年第11-12期。

⑤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商务印书馆，2013，P285。

⑥国史馆，《陈诚日志》，1943年1月16日，本礼拜预定工作课目，P411。

⑦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⑧《沈醉日志》，收录于《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四卷。

⑨韩学章，《“抗战夫人”与“陷落夫人”》，《现代妇女》第8卷第4期，1947年。

⑩王政，《家庭新论》，中国文化办事社，1944，P68。

⑪陈雁，《性别与战争 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4，P251-252。

⑫卜嘉，《所谓“抗战夫人”》，收录于：《拟情书》，卜嘉/著，真善美图书公司，1947，P57-58。

⑬《“抗战夫人”问题座谈》，《女声》1945年第24期。

⑭抗战八年生齿迁徙数量，学术界有好多说法。陈达估量战时内迁生齿约1400万；孙本文认为战时内迁难民在3000万以上；陆仁民估量达5000万之众；张公权认为到1940年，逃往大后方的公众高达1.8-2.3亿。张根福则凭据行政院拯救署的战时损失查询档案，认为“查询究竟显露，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抗战时期中国生齿的迁徙数量当在1亿以上”。拜见：张根福，《抗战时期的生齿迁徙 兼论对西部斥地的影响》，光亮日报出书社，2006，P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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