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如何突破六十岁的？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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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介绍一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怎么提高的。据说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民国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

先说皇帝的平均寿命。

皇帝以“万岁”自夸，但自秦汉至明清，生卒年可考的“万岁”有200多位，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39岁。

当然，皇帝群体的平均寿命，远不足以代表其所处时代的公众平均寿命。

一者，皇帝拥有最顶级的衣食住行；二者，有一些皇帝在政治斗争中死于横死，有一些皇帝吞吃丹药自取消亡；三者，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对“皇帝平均寿命”的统计，与“平均寿命”这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人使用的“平均寿命”概念，完整的说法是“平均预期寿命”，即某个岁数段的人，平均还能够持续生存几多年。若是表述中没有稀奇点出具体岁数段，则“平均寿命”一词，平日是指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还能够持续生存几多年。

在古代，影响“平均寿命”的焦点身分，不是人的寿命上限，而是寿命下限，也就是婴儿灭亡率（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灭亡人数）与儿童夭折率。无论中外，古代的婴儿灭亡率与儿童夭折率，始终是非常高的。

反观“皇帝平均寿命”，指的是皇帝们平均能活到几多岁。它的较量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被统计者至少活到了即位；没活到即位，做不成皇帝，也就不会被统计进来。鲜少有人一出生就即位，所以“皇帝平均寿命”根基上不受婴儿灭亡率的影响；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在儿童期即位，所以儿童夭折率对“皇帝平均寿命”的影响也有限。于是，“皇帝平均寿命”往往要高于他所处时代的“平均寿命”——这种“高寿”，首要是统计差别造成的，不代表皇帝拥有的医疗资源有什么稀奇高妙之处。

据《中国第三次生齿普查资料剖析》一书的测算，中国古代分歧时期的生齿平均寿命（即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能够持续存活多久），如下表所示（单元单子/岁）：

再说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1949年之前，中国从未统计过全国生齿平均寿命。但在三、四十年月，有部门学者依据有限的区域生齿查询资料，较量过中国的生齿平均寿命。个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粹者哈利.赛福特（Harry E.Seifert）在1933年的统计。他的结论是：民国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63岁。该结论后来被简化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获得了极为普遍的引用与流传。

不外，赛福特的结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好比他使用的材料局限于1929-1931年，材料的查询的对象悉数是农民，没有城市生齿（赛福特在论文题目中已指出此点）；他的较量方式，也与后来结合国编制的“成长中国度模型生命表”，存在很大差别。有现代学者行使沟通的材料，改采结合国的方式从新较量，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33.38岁，女性33.13岁，男女合计33.30岁。这个结论，比Seifert少了1.5岁摆布。

图：Harry E.Seifert关于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论文

除了赛福特的统计，还有三份与“民国人均寿命”相关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

第一份，出自学者薛仲三（按时间顺序）。1935年，薛行使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较量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寿命，男性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薛统计的是城市生齿，能够增补赛福特的不足。

图：薛仲三《南京市寿命表》

第二份，出自广西省当局的查询。自1937年起，广西在全省实行“生命统计申报轨制”，储蓄了一连四年的统计资料。1990年月，广西学者行使这批资料，以“蒋庆琅法”较量，得出一个结论：1937-1938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18岁，女性43.30岁；1940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48岁，女性42.66岁。

第三份，出自陈达向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0-1944年，该所凭据云南呈贡县的生齿灭亡统计资料，制成了多种寿命表。其结论是：若将霍乱（其时呈贡县霍乱大风行）灭亡人数较量在内，本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2.8岁，女性34.2岁，男女合计32.8岁；若不较量霍乱灭亡人数，则本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3.8岁，女性38.0岁，男女合计36.0岁。

现代学者行使沟通的资料，改采结合国的较量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包罗霍乱灭亡生齿，男女合计，本地人的平均寿命是37.17岁；不包罗霍乱灭亡生齿，男女合计是40.04岁。比陈达昔时的结论凌驾了4-5岁。

由以上四份资料，能够得出一个大略的结论：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摆布——需要注重的是，这个结论并不等同于“大部门人活不到40岁”。事理很简洁，民国时期的婴儿灭亡率，也就是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灭亡人数，仍高达170‰～200‰（江阴县农村甚至高达239‰），每一千名活婴，有170-200名不到一岁就作古了。在统计上，每一名婴儿作古，至少需要两名成年人活到60岁，才能补足40岁的“平均寿命”。

图：1930年月的中国农村

从清代的大约33岁，到民国的大约40岁，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这种转变，究其实质，乃是“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余绪。

所谓“人类寿命第一次飞跃”，指的是1796年英国人琴纳（Edward Jenner）发现牛痘预防天花之法后，儿童灭亡率（非“婴儿灭亡率”）大减，人类平均寿命提拔到了40岁以上——牛痘法在欧洲推广初期，曾引起相当大的忧虑和争议，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 Daniel Bernoulli)行使方才问世不久的概率统计，得出了牛痘法至少能耽误人类平均寿命三年的结论。

在英国，牛痘法获得了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撑，1799的疫情查询显露，因为接种牛痘，英国因天花而灭亡的人数削减了三分之二。简略同期，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甚至拿破仑掌握下正与英国处于敌对关系的法国，都从英国顺利引进了牛痘法。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最先命令，周全强制俄国公众接种牛痘。1840年，英国国会也经由了立法，为所有英国公众免费供应牛痘接种，并禁止使用已然掉队的人痘手艺——这种手艺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的。琴纳也很进展牛痘法可以尽快传入中国，欧洲人受过人痘法的恩德，他进展更有效、更平安的牛痘法，能够成为对中国人的一种回馈。并且他认为，既然中国人能发现并接管人痘法，那也必然能够很顺利地周全接管牛痘法。

图：疫苗之父Edward Jenner

牛痘法传入中国，是在琴纳发现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1805年。此次传入，与西班牙当局的“国外殖民地牛痘接种动作”有直接关系。这场动作由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太医巴尔女士（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负责执行，他率船队先去了美洲，返程时又去了菲律宾，顺道将牛痘接种手艺带到了澳门。广东南海人邱熺，成了最早接种牛痘、并致力于流传牛痘法的中国人。琴纳的愿望获得了部门实现。

之所以说“部门实现”，是因为守旧而排外的中国人，并未如琴纳所料，积极拥抱牛痘法。相反，在此后长达一百年的漫长时光中，牛痘法的流传始终局限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区域。尽量邱熺曾被曾国藩、阮元（两广总督）如许的大人物奉为上宾，被请去为他们的儿孙辈接种牛痘；尽量邱熺在本身的著作《引痘略》中，用穴位、经络、胎毒之类的名词，对牛痘法做了一番非常亲民、接地气的“本土化”处理，牛痘法也始终未能深入内陆，始终未能流传到上海、北京等要地。

图：两广总督阮元为邱熺《引痘略》一书做序

为了打破这种守旧排外心态，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去接种牛痘，1873年，上海民众租界政府在《申报》上一连41期登载了一则告白。告白中说，只要响应租界政府的号召，去指定所在接种牛痘，不只“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保养费。告白原文如下：

1870年月的上海，每斤猪肉大约20文钱。种牛痘不只免费，还能够获得15斤猪肉，租界政府之所以登载这种大出血式的官方告白，是因为他们自1871年起头在租界推广牛痘接种，公众几乎毫无回响。

进入民国后，民间对牛痘仍抱持着严重的猜忌立场，但当局部门已起头接纳动作。1917年，北国都内已设立有官私种痘局所66处。1919年，中央防疫处制造牛痘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克己牛痘苗。1927年，北京的“公益产科病院”起头在病院内为新生儿免费种牛痘。1928年，国民当局公布了《种痘条例》13条，要求每个儿童必需种痘两次，一次是3个月-1岁之间，一次是6-7岁之间；种痘工作由处所卫生机关负责；逃避种痘、过期未种者，要对怙恃或监护人处以10元以下罚款。

《种痘条例》这项政策，在城市中执行得对照好。好比1930年长沙的种痘人数是7760人，1931年是2.46万人，1932年是3.01万人；自1910年到1935年，上海的病院与慈善机构，共计种牛痘250余万人次。在农村，因为人手不足，执行得对照差一些，且有很多以种人痘为业的“点花师长”，也将运动区域转移到了农村，专事毁谤牛痘，给防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好比1944年，一位“点花师长”跑到甘肃礼县白河乡种人痘，究竟工资激发天花风行，传染到周边三县，公众灭亡甚众。

固然不尽如人意，但此时的中国，好歹算是赶上了“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尾巴。

图：卫生署1928年公布的《种痘条例》（部门）

人类平均寿命的“第二次飞跃”，始于20世纪前半期，首要原因是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药物被发现，儿童灭亡率骤降，人类的平均寿命随之冲破了60岁大关。

英国人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早在1928年就发现了青霉素，但直到1943年，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才找到工业化量产青霉素的法子。1944年，青霉素被用于诺曼底上岸战，大幅度削减了因伤口传染而灭亡的士兵人数。

青霉素的发现，也包罗1930年月的磺胺类药物及之后的链霉素等的发现，意味着人类第一次能够治愈由细菌传染引起的疾病，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且看下面这组数字：1900年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牛痘法普及），1930年月上升至接近60岁（磺胺类药物普及），到1960年已接近70岁（青霉素普及）；响应的，从1938年到1956年，美国的儿童疾病灭亡率下降了九成以上。..的情形也差不多，1900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4岁（牛痘法普及），1940年月上升至接近50岁（磺胺类药物），1955年冲破了60岁（青霉素普及）。

图：Alexander Fleming

青霉素在中国的普及，比美、英等国要稍晚一些。1944年春，中央防疫处获得英国红十字会救助的一笔经费，起头试制青霉素，介入人员包罗汤飞凡、樊庆生、童村、朱既明、黄有为等。同年9月，粗制成5瓶青霉素。1948年，中央防疫处每月最高可生产青霉素2500瓶摆布，质量也与进口青霉素差不多。这一年，中央防疫处总共生产青霉素11338瓶，卖出10143瓶。

图：童村（左1）、汤飞凡（右1）等在中央防疫处合影

1949年后，青霉素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重任，转移至国营上海药品三厂。1950年中国进口了1500万瓶青霉素，但远不敷用。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每个月就需要50万瓶（据竺可桢1952年1-3月记事本）。1953年5月，青霉素在药品三厂正式投产。1957年，中国的青霉素产量达到19155公斤，同年，中国的生齿平均寿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57岁（据《中国第三次生齿普查资料剖析》），即将冲破六十岁大关。

大约同期，中国公布经由牛痘法彻底覆灭了天花。

参考资料

①H.E.Seifert，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3。

②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生齿的灭亡率》，《中国生齿科学》2003年第5期。

③薛仲三，《南京市寿命表》，《复旦统计通信》，1945年第6期。

④游金生、全虎德、徐景尧，《开国前广西生命统计资料再剖析》，《中国卫生统计》1991年第8卷第6期。游金生，《从广西生命统计史料看解放前我国人均寿命》，《生齿研究杂志》1991年第1期。

⑤陈达/著、廖宝昀/译，《现代中国生齿》，天津人民出书社，1981，第32表-第37表。

⑥陆宪良，《我国青霉素是如何降生的？》

⑦国度统计局生齿统计司编，《中国第三次生齿普查资料剖析》，中国财务经济出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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