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鸦片财政：国产烟土获朝廷支持战胜进口烟土 | 短史记(2)

考虑到中央政府虽可以完全控制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但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10%，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中，显然只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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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的人，要戒除是困难的。吸食“鸦片财政”的政府，要戒除同样也是困难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颇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山西向朝廷诉苦，朝廷的内心其实也苦——多年来，朝廷也在依赖“鸦片财政”过日子，尽管它的依赖不如地方政府那么重，但同样不可或缺。

图：清末烟馆示意图

国富与民生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J·Hudson Taylor)来华游历多年。关于鸦片，他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是因为截至1858年，清廷仍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之后，清廷开始扶植本土鸦片，鸦片吸食人数遂急骤上升。

这一政策的转变，凸显出了时代在“国富”与“民生”之间的取舍。

林则徐自然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他在1838年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但到了1847年，朝廷的财政安全（如何防止白银外流、增加国库收入），成了他支持发展本土鸦片的主因。类似的取舍，也同样出现在了李鸿章、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的身上。

像郭嵩焘那般，还记得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见《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七月初八），并不多。

图：郭嵩焘

参考资料

①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②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③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 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④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⑤卜正民、若林正，《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1839-1952年）》，黄山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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