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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爱君

在不知道收了几多“捐募”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大帝写意地说：

“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进爵，14名盐商具体“捐纳”了几多银子“尽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则早有耳闻，其时，扬州徽商总资源至少在五万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时期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外也就7000万两，乃至于乾隆皇帝感慨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徽商们也敢于“捐纳”：以乾隆朝的有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年）为例，仅仅他小我活着时代，就先后向清朝当局“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

此一时期，徽商，是帝国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乾隆下江南的背后，陪衬出扬州徽商的财势。

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

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素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谚语，因为可用垦植的地盘奇缺，生齿急剧增进的徽州人一向处于难以自足的状况。

晋代时，徽州（新安郡）本地生齿仅有5000户，然而跟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荡，北术士民起头络续南迁，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今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华夏人民络续增补着徽州的生齿，到南宋初年，徽州生齿已经达到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生齿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生齿更是达到了247万人，因为人多地少，餬口艰难的徽州人被迫着起头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六合。

在明清两代的徽州，遍及撒布着如许一句话：“宿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负担雨伞，夹着就走。”尽管餬口艰难，但作为华夏世家富家移民的子女，正视教育的徽州人遍及会将后代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荡，在这单方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倒是“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因为大规模的生齿外出经商餬口，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伤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世界”，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务农，十分之七在外经商，“贾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宏大的外出经商生齿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显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两条线”为辐射通道，“星星点点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跟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起头作为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安徽黟县宏村的晨景。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前人匹敌，明朝当局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输送军粮，其时明朝当局划定，商人只有向北方边境输送粮食销售，才能换取到盐引（一种销售食盐的官方凭证），然后到指定所在倒卖食盐投机。

因为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生意存在的暴利，是以尽管路途遥远，徽商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因为地舆距离等身分，在明朝中叶以前，徽商的盐业生意老是做不外相对北方较近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

明朝中期今后，跟着白银成为通用泉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造盐法，划定商人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当局盐运司缴纳银子，就能够换取到盐引贩盐，这一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跟着厘革的履行，本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本来经营边境商业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两淮区域要地的扬州从事生意，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汗青时机。

因为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了..两淮区域的盐业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两淮区域每年的钱粮更是占到了全国贸易税收的50%，个中首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而在帝国贸易中心与晋商、陕商的角力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渐青出于蓝，最终几乎垄断了两淮区域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基了徽商作为商帮在帝国内部的崛起。

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商、陕商等分世界，其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本地人认为讲这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及晚明的贸易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较为保守小气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具有文化根柢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游人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泛舟游玩。新华社发（濮良平 摄）

其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胸无点墨的大老粗比拟，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遍及在故里接管过根蒂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戴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比拟，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梨园，而且对官员行贿出手风雅。

对于从科举身世的官员士医生来说，有钱而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其文史常识甚至连一些其时大儒都自愧不如，因为他宏儒硕学，是以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高尚威信。

因为徽州擅长抱团经营，是以到了明朝万积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吃力朋比而无多”，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比拟，在其时的两淮区域和扬州，“吃力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贸易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抱团取暖又敢于“赐与”的徽商，能够说，无论是玩文、玩钱照样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定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本籍地，徽州在明代起头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谚语遍及撒布说：“养儿不念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念书，不如一窝猪。”

恰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善，世界第一件功德照样念书”的理念陶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起头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占有中国汗青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仅次于姑苏府。

因为正视念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徽商在政治上供应了保驾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今后，也将后代念书致仕作为保障家眷累代经营的不贰法宝，对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年），就将徽商家眷的这种特点形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以汪道昆本工资例，他的家眷就是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锐意经营让他念书致仕，汪道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尔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人一路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配景之外，汪道昆照样一名戏剧家，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

在“左儒右贾”的政治资源支撑下，徽商的政治路线也被敏捷拓宽，以明朝为例，徽州就出了曾经当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此外还有曾经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到了清代时，徽商“以商养文”更是一再开出“硕果”——例如身世盐商巨巨室族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就先后考中进士，而且都担当过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眷可谓政坛常青树，而曾经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曹文埴，因为老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是关系亲切，个中乾隆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路商帮“贡献”、“捐纳”等各类事务，就是曹文埴在一手放置。

而这种徽商累世培育的政治与贸易的黑暗连系，也为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疋等各类生意中获得了各类关系深挚的政治资源卵翼，堪称中国政商连系的至高范例。

也就是在这种擅长奉承和“捐纳”，正如乾隆在扬州犒赏徽商官爵时所说“踊跃急公”的配景下，徽商在履历明末清初的战争动荡后再次崛起，并经由政商勾通、逐渐垄断了其时中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贸易商业。

对于徽商的擅长“贡献”，清廷和处所官员也一向是礼尚往来，赐与了徽商诸多垄断权益，其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时代更是显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当过“首总”，这些“总商”甚至“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关联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介入了迎送和欢迎，其平生共向清廷“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犒赏为“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医生”，在每次录用新的两淮巡盐御史时，乾隆甚至都邑叮嘱新仕宦说：“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与他商酌。”而江春更是因为“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而被称为“以平民交友皇帝”的“世界最牛徽商”。 

 安徽黟县宏村景致区月沼景点的早晨情景。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但政治的索取是无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欢迎，以及一直的政治“捐纳”义务，也让一度金玉满堂的江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欢迎“贡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捐募”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钱，私底下的行贿和政治欢迎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身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清算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需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子女无力支出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

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政治贡献”，对他们来说，已经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人，已经不再具有行使价格了。

而江春家眷的败落，也翻开了徽商商帮整体衰落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经由政治勾通等手段几乎垄断了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的价值就是各类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行贿和政治“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移肩负，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年）为例，其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因为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不等；跟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络续举高，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处所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门偏远区域，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作为盐业垄断和官商勾通导致的政治价值，跟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盐价也络续飙涨，乃至到了通俗老公民已经无力承担的田地，在此情形下，公民只得经由购置价钱相对廉价的私盐来解决平常所需，因为络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盐大规模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生意也日渐滞销，但清廷划定的年发卖额倒是要年年交款的，因为所欠的盐款即盐课越来越多，没法子，徽州盐商只得向清廷恳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了偿，或分30年了偿。

到了道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万万两白银之巨，因为盐商在政治重压之下基本无法还款，而通俗老公民则因为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改变这种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根除淮盐积弊，起头打破徽商垄断两淮区域盐业经营的垄断局势，命令只要有银子，都能够向官府购置盐票进行销售，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起头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淮区域的盐业经营，不光鞭策了盐价的下降，并且使得两江区域的岁收增加了1000多万两白银，跟着徽商盐业垄断特权的被打破，徽州盐商也起头急剧衰落，而因为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雄厚，徽州盐商的轰然坍毁，也周全明示了徽商衰落的将来。

对此，徽商们想出来的法子，就是四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履行者陶澍的“陶”同音，于是有人写诗戏说这件事说：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

盛衰本有自，何须怨陶澍。”

就在徽州盐商衰落的同时，1851年，宁靖军之乱爆发了。

从1851年到1875年，宁靖军和捻军先后在南北方持续鼓起，战火普遍波及清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因为战争导致商路隔离，这就使得徽商们的平常经营陷于瘫痪，“自经兵灾，船稀商散”。

迫于动乱，徽商们起头多量量返乡避灾，然而他们切切没想到的是，1854年宁靖军先是攻占徽州祁门，随后宁靖军与清军在徽州睁开了长达12年的拉锯战，无论是宁靖军照样清军，都在徽州民间实施了残暴的抢掠——“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悉数窖藏一空”，宁靖军在徽州时代则“抢劫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

在残暴的战争扫荡和接踵而来的瘟疫、灾荒侵袭下，作为徽商大本营的徽州也受到了扑灭性袭击，乃至于曾国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道：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宁靖天堂之乱，是徽商陨落的转折点。

在二十多年的战争扫荡下，徽商商帮从南到北一片哀鸿遍野，继盐业之外，茶业、典当业、木材业等徽商传统主营项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蹂躏，而在先后平定宁靖军和捻军之乱后，徽商们也蓦地发现，即使战争停歇，他们所面临的外部情况也蓦地剧变了。

其时，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商业跟着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引种茶叶，出口已经日渐衰落；而欧洲人自产的陶瓷质量也越来越优胜，慢慢作废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在生丝和丝绸方面，..和欧洲的养蚕业和丝绸业也络续崛起，中国的市场份额络续萎缩。

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买卖逐渐萎缩甚至消散相反，外国的机械编织布疋等优质商品则络续输入中国，在此情形下，作为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买卖，茶叶商业也在徽商商帮中逐渐没落，此外，经营布疋生意的徽商也逐渐被镌汰出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买卖上，徽商受到了几乎是周全性的致命袭击。

而作为最后硕果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仕进商和军商生意起身的胡雪岩，在王有龄匹敌宁靖军失败自杀后，又接着投靠湘军和左宗棠，成为了左宗棠和湘军南征北伐、财务运转的左膀右臂，并经由湘军和左宗棠的卵翼经营钱庄、典当、药业、茶叶、生丝等生意。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外国洋商进行生丝大战失利显现了巨额吃亏，在此情形下，素来与湘军派系错误的淮系李鸿章立刻指派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耽延正本要支出给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规模漫衍新闻、教唆储户到胡雪岩的钱庄进行挤兑，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竖立的贸易帝国，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便瞬间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落魄中郁郁而终，临死前，他对着子孙们交卸说：

“白山君（白银子）恐怖！”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为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实写照，曾经贵为帝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彻底陨落人世。 

参考文献：

庞利民：《晋商与徽商》，安徽人民出书社2017年版

王世华：《第一商帮》，安徽师范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赵焰：《徽商六讲》，安徽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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