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欧洲，他才发现中国的“仇富传统”是个坏东西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好文分享：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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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调回国内任广东巡抚，其缺由薛福成接替。1890年1月，薛福成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清廷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思想转变的轨迹。

图：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封面

 亲至欧洲，始信郭嵩焘之说

薛福成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对他青眼有加，薛也非常钦服曾，为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相当明显。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对“传统经世之学”，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1884年，薛正式进入官场，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时值中法战争，薛负责防守的镇海未被法舰攻陷。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名噪一时，成为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福成并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这种不自信，多少与他从未去过西方，自觉对“洋务”的了解多属隔靴搔痒有关。故此，薛很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有过三次出使西方的机会，却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近代文明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标准的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同时，仍坚持以中国的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但到了欧洲之后，薛福成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1876年，郭嵩焘（字筠仙）出使欧洲，亲眼见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之后，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成为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副使刘锡鸿亦称呼郭乃“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薛福成虽不至于将郭嵩焘视作汉奸，却也是怀疑他言过其词的士大夫中的一员。亲至欧洲，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所言不虚。

图：薛福成

比如议院。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现场观摩，后又多方搜集相关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

这段话，对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一定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福成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对义务教育、女子教育极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西方近代学堂的种种设备——“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让薛福成感慨万千：

“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

整整20年过去后，薛福成亲自置身于欧风美雨之中，终于承认：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文明。

不过，薛福成终究曾服膺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这种文明的归属感，让他很难调适面对另一种文明时的巨大心理落差。于是乎，使欧期间，薛也曾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这样的事情，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也曾做过。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西方只学到“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向其学习，亦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之后，仍坚持认为清廷需要“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图：薛福成日记内页

呼吁经济改革

探究近代国家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最重要的考察命题。

1874年，薛福成在“应诏陈言”（回应朝廷的求贤求策）里，曾希望朝廷改变“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要“体恤商情，曲加调护”，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遭勒索留难，这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

1885年的《筹洋刍议》里，薛福成又说：

“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赴欧途中，目睹香港、新加坡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成为繁荣巨埠，薛福成对自己的判断更具信念。

他甚至说出了“商为四民之纲”这样的惊骇之论：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按传统的“士农工商”之说，商居末位。薛福成将商业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在当时是鲜见的。

图：薛福成日记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种观念，再次得到了强化。薛氏在日记里写道：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在日记里，薛福成还详细列举了他自所见所闻里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