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读《法国文明史》︱“文约而事丰”的文明史

《法国文明史》

[法]乔治·杜比 [法]罗贝尔·芒德鲁著

傅先俊译

东方出书中心

2019年4月出书

1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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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赖国栋

乔治·杜比（Georges Michel Claude Duby, 1919年10月7日-1996年12月3日）是法国主要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著有《11—12世纪马孔区域的社会》《布汶的礼拜天》《大教堂时代》《三个品级：想象的封建社会》等；主编过《法国农村史》《私人生活史》《西方妇女史》等多卷本著作。他深受环绕在1929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四周的学人群体影响，将心态和人种学融入到农村史、区域史、艺术史等范畴的写作中，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高夫语）。

好多史学工作者都有写一部通史的意愿。所谓的“通史”，按刘家和师长的辨析，就是它“必需具备一种把历经古今转变的汗青视为统一体络续成长的过程（或许说把汗青视为常与变的统一）的精神”，是以断代史、专门史中蕴涵了通史精神（《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反过来说，通史中或许包含了时代精神。一部通史性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状况，甚至还置入了作者的师承。并且，读者还都能够经由作者所组织的故事，几多找到个中所蕴含的意义和伦理训诫。

二十世纪早期，何炳松依据法国史家瑟诺博司的《应用到社会科学中的汗青方式》，编著了《通史新义》，指出“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视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通史新义》第八章）。若是将民族国度看作是“想象的配合体”，那么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史学写作的主流形态。在《经济社会史年鉴》于1929年创刊之前，法国的民族史首要存眷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以政治为偶像”“以小我为偶像”“以纪年为偶像”。1929年之后，经济社会、跨民族方面的内容起头获得凸显。一些多卷本的史学作品，例如，古希腊史专家格洛兹（Gustave Glotz）主编的十二卷本《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路易·阿尔方（Louis Halphen）和菲利普·萨格纳克（Philippe Sagnac）主编的二十卷本《民族与文明》（Peuples et Civilisations），示意了民族史中的互动倾向。1946年，《经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在去掉“史”、加上“文明”一词后，“社会”被置于商议的中心。乔治·杜比、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受这种观点影响，于1958年合作出书了《法国文明史》。进一步商议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能够发现，它显现了“心态”，因而能够将它归为“心态史”作品。

一

两大册的《法国文明史》（傅先俊译，东方出书中心2019年4月第1版）依法文第十一版译出，分为三部门：“中世纪”“现代法国”“现代法国（19至20世纪）”。“中世纪”部门由杜比撰述，占五章的篇幅，“现代法国”“现代法国”由芒德鲁所写。比拟1958年的法文版，现有的中译本增加了常识分子研究专家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执笔的“回首现代法国”一章，它除了将“下限推进到比来年月[1983年]”之外，还显现出其时身为讲师的西里奈利对社会进步的决心。全书共十八章，每章均用几页文字交卸了本章的论说主题、主要概念，让读者能够简要地认识作者的专心。

杜比一开篇就谈到，法国文明是环绕几个中心慢慢形成的，“然后沿着几个偏向成长流传”，是以进展“经由本部汗青书，明确地界定那些凝聚点，找出流传的偏向和界线”，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熟悉组成目前法国的所有区域”（第4-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讲述空间、人群、文化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著作。

杜比将法国文明史的劈头设定为公元1000年，而不是克洛维受洗的498年，也不是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而奠基法兰西雏形的843年。按杜比的说法，这首要是因为在公元1000年摆布，外族入侵告一段落、各个领地的个性逐渐展现，此外就是信息起原明确、史实相对清楚。换言之，十世纪之前，各地阻隔，勃艮第、法兰西与阿基坦未能统一，且统一的物质根蒂并不完整，资料也以传闻性的居多。十世纪之后起头产生了一种新轨制，“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新意识和新习俗构成的社会形态”，即封建制（39页）。杜比对封建制的见解分歧于汉学家葛兰言，后者从社会学和汗青对照的视角出发，将封建制看作是一种过渡性体系，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杜比还认为，十二世纪是“从1070年起至1180年，即从卡昂修道院三一大教堂的落成为起点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台建成为止”，也是“整个中世纪最富有成就的世纪”（77-78页）。十三世纪是“一个遍及繁荣的时代”，交通和物质交流频仍、城市获得统一；十四至十五世纪是“法国文明史演进中的第一时期”（145、191页）。在杜比看来，中世纪并没有在十五世纪末竣事，“而是兴旺地存在世”，一向延伸到了十七世纪。

作为近现代史尤其是人文主义研究专家，芒德鲁在《法国文明史》中呈现出另一种气势，时时对照古代和现代法国人的异同，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笔调。芒德鲁将十六世纪以来五百多年的时间分为“现代”“现代”两个阶段，“分边界在18世纪末，在1789年8月4日夜间或许8月26日那天”（261页）。现代阶段是城市加快成长、村庄生活根基无大更改的时期，个中的十六世纪“的确是一个极为雄厚的时代”，而现代是资产阶级向全世界发出开放信息的时期，是“第二次缔造世界的劈头”，个中的“19世纪80年月则是决意性的时期”，走上了“一条不再回头的..之路”（337、660、641、671页）。尽量谈到汗青上的多次..内战，例如“代表欧洲汗青转折点”（布克哈特语）的圣巴托罗缪惨案，芒德鲁也不是将它们看作“文明的暴死”，而是认为应该“从中看到一系列的过渡和演变，应该尊敬并且不扼杀曩昔”（338页）。在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时，这种乐观主义仍然显着：“各类纷扰反映出深刻更改中世界的抵触和不安，同时法国文明仍然在络续地立异。”（724页）

“回首现代法国”一章先谈到1939年以来的“灰色调”，说这些“并非是最首要的。在事件中扬起的尘埃落定后，法国获得了半个世纪空前未有的快速成长……一切都发生了基本性的转变。”（767页）可见，作者陆续了乐观主义的基调，向读者确认了1939年以来近半个世纪法国在各方面的提高，也给本身增加了将来提高的决心。

作为中世纪研究专家，杜比并未严厉按照学术界通行的汗青分期，去“断限”文明演进的一样秩序。杜比站在法国统一和一连性的角度考虑文明的劈头，而不是商议文明的发源（origin）问题。劈头是汗青学家的自动选择，能够按照分歧的主题离别加以设置，而发源是一个神性问题，甚至还有所谓的“发源崇敬”。芒德鲁认为实证主义的劈头是在1850年，竣事则在1900年，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竣事的1918年或之后。

杜比专注于法国汗青情境的学术商量，而芒德鲁在古今对照中找到汗青上法国人对新世界的好奇心，西里奈利则首要存眷常识界的状况及其对时代的反映。若是说他们在将法国描画成一部“物质和精神生活前提、文化和饮食水平”改善的汗青之外，还有什么配合点的话，以经济社会视角为根蒂商议这一千多年法国人的“意识”“思惟和行为体式”是他们的重心（72页及以下遍地）。“思惟”“意识”“习俗”“集体心理”时时闪如今全书各个章节。因而，这部著作既相符年鉴学派倡导的汗青观，又显现出汗青学家各自的性格、乐趣和喜爱。

杜比、芒德鲁在书中较少运用参考性脚注，但中文版译者得当地供应了一些注释性的注，轻易读者的阅读。刘知幾提道，“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且要求尽量做到“文约而事丰”（《史通·叙事》）。《法国文明史》在这一点上相当接近。

二

年届七旬的译者傅先俊师长提醒我们，基佐有一套同题课本《法国文明史》，但它只写到十四世纪即法国中世纪竣事，对十五世纪今后的法国社会演变未加以商议，是以杜比、芒德鲁的著作将补足基佐的课本。文明（civilisation）在基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基佐作为首相、福音派信徒，从政治的视角存眷法国的汗青历程，认为“文明是一个事实（a fact）”，而不是一种理念（an ideal）。在基佐看来，提高才是文明史写作的动力和参考尺度。这种提高施展在社会、心态和小我性质上，是“社会和人类的完美”。基佐在对照欧洲文明之后，得出的根基见解是法国文明为“最主要和最富有功效的文明”（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讲）。论述上，基佐多谈发源，谈法国文明中的罗马身分、日耳曼社会。

除基佐之外，十九世纪写作法国史较有影响的学者包罗米什莱、拉维斯（Ernest Lavisse）。例如，拉维斯主编的《法国史》中，“现代”部门始于法国..，竣事于1918年。芒德鲁则将“现代”的终点落到1939年；西里奈利将之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月初。

现代史作为专业汗青学的分支，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月才显现。这也许是因为，曩昔和现代的距离不敷，写现代史难以包管汗青的客观性。尽量认可现代史，汗青学家对它的起点也不尽持沟通见解。反殖民史研究专家博诺（Robert Bonnaud）在《汗青的系统》（Le Système de l’histoire，1989）一书中提到汗青的三个阶段：中世纪以前、现代（1467-1917年摆布）、现代（1917年今后）。档案上的时间分类更细一些，1800-1940年7月10日的档案属于现代，1940年7月11日今后的属于现代。汗青学界对现代的认知并分歧步，或许说，现代自己是多样性的。《法国文明史》跟中学教科书连结一致，将1789年作为现代的起点，但该书却认为1775年今后的危机仍“属于法国..汗青的一部门”（494页）。

基佐：《法国文明史》

钱锺书引过芒德鲁的《近代法国导论》，说“心知之需名，犹手工之需器（outillage mental）”（《管锥编》“一四三 全晋文卷一〇五”）。“outillage mental”，一样译成“心态对象”“心性对象”，大意是说每一个时代皆有它自身的思惟词汇、科技，而不为另一个时代所有，或许说早年一个时代改良而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本身缔造本身的汗青，然则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缔造，并不是在他们本身选定的前提下缔造，而是在直接碰着的、既定的、从曩昔继承下来的前提下缔造。一切已死的前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活人的思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是写文明史，杜比和芒德鲁从经济社会史的路径出发商议集体心理、心态的演进，而不将一种与其时时代不符的心态对象放到对曩昔的懂得中。这种做法还与二十世纪上半叶风行的从血缘、种族和说话角度注释民族发源、民族特征的范式区别开来。

细究起来，汗青学中有关心态的商议，还能够追溯到芒德鲁的先生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开办者。1941年，费弗尔在《感情与汗青》（“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一文中强调有需要商议感情及其示意的汗青性。在费弗尔看来，感情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刺激而发生的主动回应，而是一种社会表达。要重建感情生活，就有需要行使三种资料——“习惯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实际的情形是，杜比、芒德鲁除了行使上述三种资料，还使用了地图、数字等。

牛津大学的学者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在《法国（1848—1945）》（France, 1848-1945）中提到，民族的幻想形式在平时和战时或危机时刻示意各异，但共通之处在于：“就法国而言，首要也是最具影响的理论就是它代表‘文明’。” 1929年经济危机时，费弗尔组织了以“文明”一词为主题的钻研会，介入者包罗马塞尔·莫斯和韦伯（Louis Weber）。费弗尔在此次的主题商议中追溯了“文明”一词及其观点群的演变过程，认为文明和提高交错在一路，能够追溯到十八世纪末，而提高属于道德与社会改良的一部门（Febvre, “Civilisation”）。在区分分歧条理的文明时，费弗尔存眷价格和崇奉，而不光仅是物质上的文明。在此次商议之前，费弗尔就提道：“文明不是完全由物质缔造，即不是由机械和分歧复杂水平的对象构成的。文明是一套观点、感情和崇奉系统。”（“Un champ privilégié d’études”）

吕西安·费弗尔

杜比在自传History Continues第九章中说，他“早至1955年”就起头睁开心态史的研究，和比他小两岁的芒德鲁一路沿着费弗尔开创的道路进步。他们合作的功效就是《法国文明史》。1956年费弗尔作古后，芒德鲁从《年鉴》杂志编委会的名单中消散了，布罗代尔成了杂志的全权负责人。在布罗代尔担当《年鉴》主编时代，杂志花了更多篇幅存眷非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成长。同样作为费弗尔的学生，布罗代尔在1962年出书了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明史纲》。布罗代尔在个中谈到了文明一词的衍变，认为应行使社会科学的功效，从地舆、社会、经济和心态角度研究文明。芒德鲁在理念上遵循先生的见解，将十六世纪看作一个具有活力的时代，多从心态上商议公共文化的变迁。固然都强调文明的一连性，但布罗代尔更注重诸文明之间的接触、交流和适应，用长时段的视野对之加以观照，将843年8月《凡尔登合同》看作法国边陲定型的年月。

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法国拥有大量国外殖民地，但殖民地、移民的内容却很少显现在《法国文明史》第二册傍边。在1969年之前，研究殖民史的学者对土著居民更感乐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列维-斯特劳斯谈论巴西的“非捏造作品”《郁闷的热带》。二十世纪五十年月，《郁闷的热带》遭到有名的伽里玛出书社的编纂婉拒，来由是他们认为“观光故事不受法国读者迎接”。可见，在1969年之前，法国谈论民族史的一连性是主流。换言之，越南、摩洛哥和突尼斯自力后，汗青学家起头将遭到消解的法兰西整合成一个集中商议的主题，强调它的一连性，将多维度的“我”改变成“我们”。

三

受神经科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前汗青学界存在一种“感情转向”（emotional turn）。例如，泽尔丁的《法国（1848-1945）》就试图商议“六种感情：理想、爱、怒、骄傲、咀嚼和焦虑”。具体说感情，它还包罗高兴、悲痛、惊恐、怀旧等。作为专题之一，感情史诠释个别和社会、人类的感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法国文明史》用了较多篇幅谈科技的提高，示意出科技中也包含了感情。第十七章首要谈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科技和艺术成就，赞赏“自由索求常识的气氛与前人缔造的前提”鞭策了法国常识界的繁荣活跃（725页）。

基佐提议在研究文明史之前有需要进修通史。换句话说，文明史不等于通史，也分歧于文化史。“Civilisation”一词于1756年首次显现在法国米拉波的《人类之友》中，既透露一个持续的过程，又显现一种存在状况，且于1772年才显现在英国文学家鲍斯韦尔的《约翰生传》中。德国粹者则将文明看作是第二条理的、只处理外部事物的概念；文化（Kultur）示意的是他们对民族骄傲和成就感的自我懂得，更偏重思惟、艺术和..上的事物。固然文明史和通史、文化史一般，都能够按时间顺序来写，但文明史更偏重经济、社会和科技上的内容，《法国文明史》尤其施展了这一点。

在全球化时代里，诸文明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应该成为文明史的一部门。按照年鉴学派的理念，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应该成为文明史商议的重心。财富的增进、物质的交流和科技的变迁属于经济文明的内容。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互动中获得成长、成长，属社会文明的内容。从词源学上说，与“civilisation”相关的动词“civiliser”（使文明），是一则司法术语，用来描述刑事诉讼向民事诉讼的改变（本尼维斯特：《通俗说话学问题》第十九章）。司法尤其是民律例范着人们的平常生活，因而司法文明应该在文明史中占有主要的位置。杜比、芒德鲁对法国的司法描写得相对较少，只提到《南特敕令》《民法典》等律令，没有谈到《共和十年宪法》、确立免费义务教育的《费里法》等。

接触、交流才有缔造的或者。保罗·利科在论“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时写道：“每种文化都没法承受和化解现代文明的冲击。这里显现了一种悖论：若何在变得现代的同时又能返回根源；若何在新生沉睡的陈旧文明时又介入到全球文明中。”（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回应这一悖论不是一部著作所能自力完成的使命，但在《法国文明史》中，我们能找到一些回应的陈迹，或深或浅。

赖国栋

厦门大学汗青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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