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阅读系列︱张兢兢：政治实体？族类观念？——六朝民族史研究省思

2020-05-28 01:18:18

[原文来自：www.ii77.com]

将无同:

中古史研究论文集

胡宝国著

中华书局

2020年1月出书

406页，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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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www.ii77.com]

文︱张兢兢

胡宝国师长的新著《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一书收录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三十篇文章，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很多论题都有本身独到而精湛的看法，而为笔者所存眷的是个中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视角。如《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一文对南北地区界线以及“南人”“北人”的辨析，留意从时代变迁与小我语境还原人群称呼的意涵，这种思路对注释中古时期的族群现象也同样适用。借此机会，谈谈笔者对六朝民族史研究的某些思虑。

“民族”概念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中国后，古代的“华夏”与周边的“四夷”便被付与了“民族实体”的寄义，对现代民族进行溯源式的研究，实现与古代各类区域人群的对接，复原各民族在汗青上分布、迁徙、交流、融合的演变特征，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首要义务。二十世纪末，鼓起了“汗青记忆”“主观认同”“政治实体”等研究新潮，对各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取向均有分歧水平的影响。六朝民族史的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月的陈寅恪、周一良等，至本世纪初的鲁西奇、罗新等，呈现出从“民族实体”的传统范式向“政治实体”论改变的趋势。民族史学者从族属源流、分布迁徙、经济构造、社会形态、文化习俗、民族政策、阶级斗争、民族融合、区域斥地等线索竖立起的一整套理论系统，因各种内涵矛盾而难于无懈可击，逐渐受到质疑，显现了对“民族”素质的从新思虑。基于政治史的视角阐释“民族”，无论是象征王朝国度的“华夏”，照样未纳入统治的蛮、越、俚、獠等“非华夏”，都被视为以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各类“政治体”，“政治体”属性越来越多地被首倡运用于六朝民族史的研究。

其实，即使是提出以“文化”离别“民族”这一重大命题的陈寅恪，在考据东晋南朝各类人的族称与族属时就有言，“古史民族名称，其定义颇涉搅浑，不易确定”（《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则已经感应族称与特定文化人群难以一一对应，且族称彼此之间无明确界线。这一疑心在关于“山越”族属问题的商议中，示意得尤为显着，学界对此的熟悉始终存在较大不合：刘芝祥、井上晃、吕思勉、唐长孺、川本芳昭等主张山越的主体是逃入山中的汉族，即使有古越人后裔，也已相当水平的汉化；叶国庆、陈可畏、川胜义雄、胡守为、施光亮等则对峙认为山越就是居于山地的古越人后裔，其民族性尚存，属于非汉民族。这场论争备受存眷且空费时日，导致六朝民族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示意出“山越”桂林一枝的现象。固然至今未取得一请安见，但值得注重的是吕思勉、唐长孺等淡化“山越”民族性的主张，强调了其离开当局掌握的政治性，与后来的“政治实体”论者有着某种水平上的一致性。这一思路被鲁西奇、胡鸿等应用于“蛮”的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冲破。他们的研究究竟表明，“蛮”与“山越”一般不具备民族性，素质上都是非华夏统治的政治体，从基本上崩溃了分类溯源的民族史研究范式。

在“政治实体”这一新的话语系统中，扳缠不清的族源问题看似不复存在了，然而过度强调“蛮”“山越”等非华夏人群的同质性，似乎又袒护了这些族群称呼自己所具有的分歧内涵及领域。即以“山越”而论，按《三国志》所载，其分布局限不出孙吴扬州界域，而与“山越”互称的“山贼”“山寇”“贼”，却遍布孙吴全境，荆、扬、交、广地点皆有。换言之，二者的界限是分歧的。若是像鲁西奇认为的那样，“山越”之名是官府士人对栖身于山区、不服“王化”的土著人群付与的“非我族类”之漠视性称呼（《“越”与“百越”：汗青论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何以使用局限仅限于扬州？显然在时人的认知中，扬州的“山贼”区别于他处的“山贼”。《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称丹阳郡的“幽邃民人”与“逋亡宿恶”：“俗好武习战，高贵高声实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东晋以前，江东社会遍及继续了先秦以来越人轻悍好勇的风气，即使被陈寅恪称为“文化士族”的吴郡四姓，在孙吴一代不光拥有大量私人武装，而且出掌军权，对武力的正视远胜过对文化的乐趣。可想而知，居于山林中的丹阳“民人”势必保留了更多越俗，《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称丹阳宣城县“响马”所谓“椎髻鸟语”之词恐非虚言，连质疑“鸟语”记载真实性的吕思勉，也认可“华人之入越地者”，“大率椎髻，不足为异”（《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山越”条），这恰恰印证了越地旧俗的存在。于是，扬州九郡的“山贼”被冠以“山越”之名，就是瓜熟蒂落的事了。

秦汉时代越人自江东至岭南遍布东南沿海区域，笼盖了孙吴扬、交、广三州之地，但岭南的交广二州却绝无山越踪迹。谭其骧指出：“秦、汉时南越国人即俚人，而俚之所以不见于《史》、《汉》者，以当时华夏人与俚相处犹暂，未尝熟知其种族名，故率以泛指南人之‘蛮’、‘越’称之也。”（《粤东初民考》）“俚”，始见于孙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处所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长。恃在山险，不消国法。”“俚”的显现，是孙吴经营岭南的究竟，自此在王朝史家的认知中，岭南土著人群离开了“越”的族类领域。然则成书晚于《南州异物志》的《三国志》中却未见到“俚”称，岭南区域惟有“高凉渠帅”“郁林夷贼”“苍梧建陵贼”“揭阳县贼”“交阯九真夷贼”等，可见“俚”作为岭南非华夏人群的族类专称，在孙吴西晋时代尚不明确。尽管如斯，岭南诸郡县“贼”“夷贼”之别于“山越”，则确凿无疑，惟其族类特征有待辨明。

与岭南景遇相似的是《三国志》对荆州非华夏人群的表述：“武陵戎狄”“五谿戎狄”“五谿夷”“桂阳湞阳贼”“长沙贼”及长沙郡的“山寇”“山贼”、零陵郡的“山贼”。对照《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这些人群粗略能够划属“蛮”这一族类：“武陵蛮”“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盖“蛮”作为长江中游非华夏族类的专称，至迟形成于《后汉书》成书的刘宋时代，而晚于《三国志》成书的西晋时代。《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夷民”“夷新兵”的记载，魏晋官印中也有很多封爵长江中游“戎狄”的印文，连系《三国志》关于孙吴多次用兵“武陵戎狄”等荆州土著人群的记载，可知跟着双方接触与关联日增，这些山民不再被视为通俗的“贼”，而带上了具有族群内涵的称谓，但其族类特征尚未被识别之前，临时付与了“戎狄”“夷”这类非华夏族群的一样性称呼，而非冠以“越”这种特定的族类名称。那么能够一定的是，在孙吴西晋时人的眼中，荆州诸郡县“戎狄”“贼”同样有别于“山越”。

放眼孙吴全境内的非华夏人群，呈现出如许的特点：记载最具体的是扬州，其次是荆州，再其次是交广，但就其数量而言应是反向的，当局与非华夏人..涉的水平和本地与首都的距离是成反比的，而族类的认知与书写也示意为雷同的圈层构造。首先是焦点区域扬州的三吴区域，作为政权支柱的吴姓富家，这些华夏化水平最高的人群早已自认华夏族类，甚至成为族类书写划定的制订者。其次是扬州山区没有完成华夏化的土著，相对于体系内的吴人而言，他们身上保留着更多的“越”特征，很轻易被前者识别，当然也不清扫前者锐意强调两者间的差别，建构“正当”与“错误法”的需要，但岂论若何“山越”作为扬州山区族类专称的特别意义是为孙吴西晋时人所承认的。再次是荆州武陵山区的“戎狄”与广州南部滨海区域的“俚”，前者是除了山越以外，孙吴最大规模伐罪的南方土著人群，其族群性异于华夏自易被感知；后者因为孙权屡屡耀兵国外、乐于国外挞伐，《南州异物志》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习惯，广州俚人的发现亦非偶然，不外因为距离遥远，孙吴与广州土著人群发生的关联尚少，时“俚”称之不见用于正史官书也属正常。最后，在以上这些已知的分歧水平上具备族类性质的人群以外，南方恢弘区域非华夏统治的那些未知族群性的人群，则被目之为“贼”如许简洁化的体式处理。

总之，站在孙吴政权的立场上，无论“山越”照样“武陵戎狄”抑或“广州俚人”，都是抗拒统治、不服王化的“贼”。因为越人的华夏化历程相对南方其他区域而言较早，孙吴一代“山越”问题根基解决，所以“山越”未入后来的正史“四夷”传，没有经由像长江中游的“蛮”那般复杂的谱系建构。恰是如许的原因，从而在现代激发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族属争议，当然也为传统的六朝民族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则一旦从“民族实体”论走向另一个极端“政治实体”论，造成泛化的“共性”“素质”研究，无异于堵上了“具体”“个体”研究之路。

经由对“山越”等孙吴时代族类概念的初步解析，不难发现其内涵并非近年来风行的“政治实体”论所能完全注释得通的。东晋南朝继“山越”之后，“蛮”“俚”“獠”成为南方非华夏族类的主角。跟着建康政权络续向西部、南部山区拓展统治空间，王朝史家的族类识别络续深入，族群分类加倍细化，“蛮”“俚”“獠”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蛮”，吕春盛认为这一概念从秦汉时四方外族的通称到魏晋南北朝时逐渐缩小局限，狭义地专指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外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及其概念之演变》）。然而六朝“蛮”称的使用局限仍普及南方各地，只是相对集中于长江中游一带，那么“蛮”事实应该若何懂得，这需要从分歧区域、分歧语境、分歧称呼组合等多视角的注释。相对于“山越”“蛮”而言，“俚”“獠”的研究更是始终停留在族属源流、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传统视域盘桓不前，稀奇是作为“民族实体”的“俚”与“獠”，二者界限及互相关系是历久无法解决的难题。陈寅恪曾推论：“凡史籍之止言獠或夷獠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区者，盖獠之专名初义。伯起书之所谓獠，当即指此。至属于广越诸州局限，有所谓獠，或以夷獠俚獠等连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书之俚也。”（《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此说虽发生必然反响，但无论赞许者照样否决者，囿于“民族实体”的领域，均无法得出令人写意的结论；而从“政治实体”论着眼，“俚”“獠”两者并没有素质区别，同样无法注释。

一味强调“政治实体”的共性，不光会抹去分歧族群的个性，并且族群概念自己的内涵也被无限放大了。众所周知，六朝时代因为战乱逃亡、富家庇荫等原因激发的户籍生齿流失现象非常严重，这些脱籍的人是否都被时人归入“蛮”“越”等族类领域，还有待商榷。若是说，“政治实体”论揭示了中古时期“民族”现象配合的素质，那么，“族类观点”说则为各“民族”内涵的差别性供应了一条思虑的路径。若能将两者连系起来，庶几可更接近中古“民族”的实情。

张兢兢

湖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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