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 梁济自杀100周年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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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济出门，去好友彭翼仲家。临行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遂与已做了北大哲学教师的儿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末了，梁济问儿子：

“这个世界会好吗？”

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说完，梁济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他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

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有四天。

多年后，梁漱溟回忆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以一人之殉唤起国人

梁济，字巨川，1858年生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梁氏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也办过报纸，但其生前名声，始终局限在京城之内，社会影响力有限。

自沉遗书中，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之语。但梁济本人并不敌视共和，也不是帝制的拥趸。..学者林毓生勾勒过梁氏的生平与主张，得出结论：

“梁济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也不是腐儒。事实上，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

1892年，梁济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

1898年，梁济告诫家中子弟，要积极出洋求学：“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同年，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

戊戌年的变法，梁济颇为赞成的，惟具体的变法意见与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轻，草拟的奏章没有来得及上呈，政变已至。

1902年，为开启民智，梁济和好友翼仲创创办了北京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

……

如此种种。

故林毓生评价梁济：

“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这些事实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轻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将以身相殉——的暗示。”

支持、呼吁改革的梁济，对革命是排斥的。

1911年，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梁济告诫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理由是：

“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

梁济不赞成革命，也不愿意儿子参与革命；当然，他也无意挺身而出去抵挡革命的洪流——正所谓“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

遗言中，梁济对自己的死，有极清晰的解释：

“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共和不是梁济的敌人，民国也不是。惟以“共和”为标榜的民国“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故梁济愿以自身之一死，在死水中激起一点微澜，唤醒国人。

图：梁巨川先生

预谋已久的死亡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对于这场自杀，梁济谋划已久。

民国元年，梁济曾有过殉清之意，但没有付诸实施。个中原因，梁济有一段解释：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

清帝退位而有民国。若民国“行共和爱民之政”，则殉清之举形同辜负了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国”的美意。作为清廷旧臣，梁济对共和的诞生，有着与革命党不同的理解：

“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1918年，在观察了民国7年之久后，梁济终于得出结论：民国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帝退位以“以成立最良之民国”的美意已被辜负。

梁济决定执行自己的死亡。

殉清，亦殉中国

梁济之殉，是为了清朝，也是为了共和。

对于复辟清帝的政权，梁济毫无兴趣。1917年张勋入京，梁济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张，竭力劝他放弃复辟计划。

在遗书中，梁济一再念及清帝退位诏书中“以成立最良之民国”的美意，不过是想要提供一种批判现实的舆论武器。

怀念往昔、美化往昔，本俱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

《伏卵集》中，记录下了梁济对民国政治的许多亲身见闻。这些见闻让梁济对“共和”感到幻灭。

比如，议员本是民国的新事物，是寄托“共和”的关键所在。梁氏所见却是：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各省议员下火车时，各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起本党招待处招牌，竭力将议员拉扯至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

梁济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如何“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到甲党招待所，拿了好处与..，承诺投该党之票，再前呼后拥住到乙党招待所，又拿一份好处与..，答应投该党的票。拿了所有的好处后，最后将票投给自己。

梁济承认，政治风俗的败坏，并非始于民国，清末即已如此。但梁济对民国，本抱有极高的期望：

“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

现实粉碎了他的期望：

“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

故此，梁济如此定义自己的死：

“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积水潭的涟漪，终究只是涟漪，而非巨浪。1918年的这场自沉，迅速湮没于时代的嘈杂，如同没有发生过。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济人生最后的问题，没有回响，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