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改二十年巅峰论剑(2)

  “监管俘获”与“烫手山芋”  

[原文来自：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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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把人性经不住诱惑的弱点写进经济学。他提出“监管俘获”理论，意指政府建立监管制度之初，监管者尚能独立运用权力公平管制，但在此后双方的共存中，管制者往往逐渐为被管制者通过种种方法和手段所俘获。最终，管制者沦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求超额利润。

郑筱萸、郭剑英二人，都没有逃脱这一规律。

前车覆辙，警醒来者。2015年之后，被围剿了整整15年的虚高药价，几乎成了一块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

多位当年参与集采政策制定的人士谈到，2015年后，不少部门纷纷决定“坚决不碰药价”。当年相关部门内部会时，曾有人说，“看看发改委被关进去了多少人，如果再走制定药价目录降药价的路子，咱们估计也得有人关进去。”

2015年，一边是药价管制全面松闸，另一边是医保体系羽翼渐丰。

早年，医保缺位药价围剿战是由于医保制度尚未完善。自1998年至2015年，中国逐步建成覆盖城镇职工、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三大医保体系，2015年后又统一收至新设立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麾下。

与此同时，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医保体系注入数万亿资金，医保覆盖了十三亿人口大国的95%的人口。医保支付率大幅提高，城乡均接近70%。

在药品采购领域，医保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支付者”。然而政府不定药价，药价又如何形成？人社部一度提出“药品支付标准”设想，意在药价管制取消后，由医院、药企在上游通过市场交易自行形成价格，医保再据此制定药品支付标准。

然而，医院此时已从药品集采出局；2015年国家卫计委彻底压缩医院“药品加成”，全面实现进销平进平出的“零差率”。医院既无招标的权力，又无降价的动力。此时主张上游市场谈判交易，谈何容易？

改革进入僵局。虚高药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新近施行的“零差率”，一如之前的“15%药品加成”，都在于控制终端，而前端的药品中标价依然虚高不下。中标价之下，巨大的利益空间犹在，药品回扣、寻租腐败延绵不绝。

药品集采还得往前走。政策制定上，主事者或可回避游离，但药价虚高的恶果却已成了全社会无法承受之重。各地医保基金透支，部分地区几近断流，医保控费，开始成为各地医保部门的首要任务。

福建三明即是其中一例。2011年，三明市城镇职工医保年亏损额达2.08亿，市财政已难以兜底。曾在药监系统工作多年的三明副市长詹积富，开始着手后来垂范全国的“三明医改”。这次改革，在他口中，是“赌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

詹积富的改革路径，是让医保走上集采前台，与药企直接谈判，将压下来的巨额药价空间，再反哺公立医院，从而提升医护人员从业积极性，并有内在动力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药支出。改革六年后，三明市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结余20余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