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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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一个重要历史标签。
他尊崇儒学的核心动机有三:
(1)借助儒学,将体制外知识分子纳入统治集团。
拜刘邦“白马之盟”的后遗症所赐,从中央到地方,西汉帝国各级政府遍布“官二代”、“官三代”。
汉哀帝时代的京兆尹王嘉,曾回顾汉文帝时代官员的任用问题: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
大意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最后,管仓库的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很常见。
光武帝时代的儒生朱浮,也有类似的批评:
“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
大意是:西汉初年,官吏长期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将众多体制外知识分子排斥在了统治集团之外。
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遂摇身成为“游士(侠)”,纵横捭阖于汉代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们中间。他们的流动性和煽动性,给帝国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汉武帝尊崇儒学,下诏征求贤良方正,既是针对“官二代”霸占官僚体系,也是为了消除久盛不衰的“游侠(士)之风”。
(2)借助儒学,打击外戚,巩固皇权。
这方面的典型动作,是汉武帝听从儒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决定在长安建设明堂。
明堂是周天子接见诸侯朝拜之地。修建明堂,显然有针对诸侯王势力的用意。
此外,就朝廷礼制而言,黄老师法殷礼,儒家师法周礼;殷礼重视母权舅权;周礼重视父权。明堂是典型的周礼。修筑明堂,相当于儒家之礼压倒了黄老之礼,映射到现实政治,相当于标志着“汉武帝说了算”取代了“窦太后说了算”。
所以,与明堂事件的发生大略同期,汉武帝所支持的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赵绾,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提请窦太后不要再干预朝政,结果是窦太后强势反击,赵绾等人下狱自杀。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如武帝之母王太后所言:
“汝(指刘彻)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
也就是说,汉武帝尊儒,并不表示他信奉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斗工具。
(3)给汉帝国寻找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
窦太后在公元前135年去世,刘彻告别蛰伏,起而全面掌控朝廷大权。如何为汉帝国寻找到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他亟需解决的一个政治命题。
这是西汉之前历代皇帝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在刘邦时代,汉帝国的合法性,来源于推翻暴秦、消灭项羽的战功。其统治基础源自一场规模浩大的“按功分赃”——刘邦的登基称帝诏书,说得很明白,功最大者为帝,次者为王为侯,最末梢的战士,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这个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了西汉帝国的早期的统治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代,军功受益阶层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皇权消磨殆尽,为汉帝国寻找新的统治基础,成了刘彻亟需解决的问题。
图: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汉武帝像
公元前134年,年过四十的董仲舒,赶上了历史进程。
他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写了一篇名叫《天人三策》的政论文,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合法性。大意是:谁获得天下,存在着“天命”。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政府;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政府。
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路线,也就是要黄老还是要儒学。董仲舒立场鲜明地支持儒学。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打通体制外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渠道。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体制——(1)郎选,皇帝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干们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3)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这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贤也!”,他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长安,由长安量才授官。
总结起来,董仲舒一共提出了五条实质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尤其是诸侯);
(2)建立太学培养官僚,从民间选贤良,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开辟进入仕途的通道;
(3)以天人之说来重塑汉帝国的合法性。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前两条,汉武帝早就在做。第四条,打击兼并土地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变军功阶层为官僚系统——直接相关。第三条和第五条,汉武帝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的内容,比如董仲舒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天降灾异即意味着现实政治违背民意,出了问题),这是汉武帝拒绝接受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汉武帝重用,也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关。当汉高祖庙发生火灾时,董仲舒在文稿中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取了董的文稿,汉武帝阅后大怒,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扔进了监狱。
“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天既会降祥瑞,也会降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不可避免被下放到了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论汉武帝如何有选择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它看起来都很像是一场“政治交易”——汉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则拥有了“合法”批评时政的手段(灾异)。
图:董仲舒像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不是儒学的拥趸。一方面,他建设太学、明堂,征召贤良方正;另一方面,维系朝政运作的,始终是刑名法术。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操弄儒学,主要是为了通过儒学来证成一个命题:刘家人得天下,是因为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的直接证据,是天降祥瑞。
这种玩法,是存在后遗症的。
围绕着“君权天授”,开启了新的政治游戏。自此往后,由汉武至王莽,在帝国是否仍旧合法这个问题上,皇权与知识分子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长期的政治高压随之消失,随后就出现了知识分子请求皇帝禅位的呼声。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来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树也忽然活过来发出新芽。符节令睦弘是董仲舒的学生,他跑去跟昭帝说:
“石头与柳树,都是草民的象征。泰山则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该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把帝位禅让给他,然后像殷、周的后代一样,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汉书.睦弘传》)
睦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后人。
朝廷以“妖言惑众”之罪,诛杀了睦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
汉宣帝时代,崇刑法而轻儒学,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
“如今圣道陵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不能强行占据帝位。”(《汉书.盖宽饶传》)
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是警告与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年间,有名为甘忠可者,创作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这是在公然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史载,甘忠可当时拥有很多信徒,有在野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本人被皇权打击,入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信徒们不断增补扩充,到汉顺帝时,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青领书》(东汉末年的“黄巾”,也与之有关)。
图:今存《太平经》截图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这样对汉成帝说过:
“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丛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恶政依旧,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汉书.谷永传》)
第一千零四十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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